马云回到国内，并在杭州露面。这本不应该是新闻，马云的事业在国内，根基也在国内，他去世界上转转，然后不回国能去哪里？彭博社等外媒带着他们的想象散布“马云不回国”的消息，结果被打脸了。
马云出国、回国都受到关注，根本原因是围绕民营企业前段时间出现了各种说法。作为一名老媒体人，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厘清。
第一，民营企业家前段时间的信心确实有一些低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的社会需要正视并且反思。下一步各地都应坚决按照中央精神从各方面支持、帮助民营企业，用法律来规范民营企业的各种行为，舆论也应善待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全社会应共同维护有利于民营企业依法健康发展的整体环境。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遭遇的困难要实事求是看待，不应夸大，尤其不应以猜测的方式做定性。国家从未有过打压民营企业，推动所谓“国进民退”的意图，虽然有各种激进传闻，但没有一个做实业的一线著名民营企业家遭遇传闻中的不测。看看官场、金融领域的情况，不能不说，鼓励、包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主基调。
第三，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一批民营企业迅速壮大，有了全国性甚至世界级的影响，资本规模急剧扩大，这些都是中国的新事物，围绕它们需要磨合，不断达成新共识。这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在中国体制下不断形成新的积极和建设性。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踔厉奋发，力求实现更大进步的新起点上，全国上下、国有民营实现新振兴的目标相互共振。经过抗疫的洗礼，经过过去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成熟、稳健了，实际共识更高了。我们的前方还有很多硬仗要打，有很多硬骨头要啃，中国民营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是一流的，是推动我们社会继续前进的重要生力军。相信没有一家民营商业巨头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躺平，也相信不断会有新生力量冒出来，共同组成千帆竞发之势。

今年中国两会前夕，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务员的限制。这是一条没有写进法律文件、但人人耳熟能详的潜规则，所谓「一人犯罪，影响三代」——去年上海封城期间，一个警察就恐吓拒绝隔离的居民：「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那位居民也喊出流传一时的「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作为对连坐威胁的激情反击。

周世虹的建议，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或委员提及，体制对此纹丝不动，公众通常也冷眼旁观，这本来就是橡皮图章会议的默契，但今年却在舆论场招来了大量反对声音。在相关新闻的微博评论区，网民留言大多是：「那些进去的官员最喜欢这个放开」，「老赖的子女享受着老赖提供的优质生活，受害者的子女反而得不到应有的生活待遇」，「那你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还有人质疑周世虹的动机，建议查一下他。

「考公」是「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政治

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对特权的恐惧。许多网民提到贪官，认为如果贪官的子女利用贪官留下的资源，考取公务员，上到高位后再替父母翻案，将危害体制。

有人举歌手曲婉婷的例子，她的母亲曾是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2021年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根据判决书，曲婉婷的母亲违规挪用了哈尔滨原种繁殖场职工的安置款。2021年就有东北下岗工人后代痛斥曲婉婷，大意是曲婉婷在90年代就出国读书，过着优渥生活，而这些钱都是来自被她母亲毁掉的无数家庭。

对曲婉婷的控诉是有力的，但在现实层面，不能考公对落马官员后代并不是太大的损失，更无法对在任的官员产生威慑力。究其用意，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并不指向愤怒的网民念兹在兹的公平问题。

或者这样说，在特权阶层的游戏规则里，考公的门开着还是关着，是一个过于生僻的问题。落马官员哪怕被体制抛弃，游戏规则往往仍对其后代网开一面，默许其（在国内或海外）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而不是穷追猛打。这是一个阶层的团结，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后路。所以很难想象一个曲婉婷这样的后代，会想考公再经历一次父辈的「原始积累」。

在视频网站b站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法律学者罗翔也评论了此事：「很多人往往只注重对特权的抨击，而对反对歧视并不十分重视。」罗翔非常委婉地劝解读者，他说，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还提醒，买鹦鹉、买药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对中国的法治状况有清醒认知的人，必然会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更容易伤害到弱势阶层，而非特权阶层。网民担心政审放松之后，老赖的子女可以考公，受害者的子女却生活困顿。但实情是，根据目前的政审规则，老赖的子女依然可以考公。根据媒体报道，父母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不影响子女考公。

中国司法部曾发过的一篇文章《爸爸有案底，孩子能通过公务员政审吗？》提到，三代以内旁系亲属有民族宗教、国家安全、非法组织方面的刑罚，无法通过政审。如果报考的是警察类的岗位，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会影响政审情况，如果是普通公务员，通常不会受影响。

而相对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被套上「寻衅滋事罪」的例子数不胜数，被长期家暴的妻子自卫反杀了丈夫被判刑也大有人在，「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是一个过于轻巧的诘问。

罗翔苦口婆心想表达的是，连坐制度只会让弱势者更受歧视，而无法有效遏制特权阶层。但b站的许多网民并不买账，被点赞最多（5万多次）的评论说，「我始终认为祸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换言之，罗翔的受众不太关心「如果我是最弱势的那个」怎么办，他们更关心「谁偷走了我的人生」。

2020年，罗翔发了一条微博称「要珍惜德行，而不要成为荣誉的奴隶」，被民粹博主认为是在讽刺同日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而加以攻击，最终罗翔退出微博。彼时b站不少网民为他打抱不平，罗翔也继续在b站更新视频并仍受欢迎，他对于这里的年轻网民是有影响力的。即便如此，在考公成为最佳职业选择，又竞争无比激烈的当下，年轻人对正义的渴求难以抽象为一种价值，只能和对阶级固化的痛恨高度捆绑。

回头细想，舆论场如此热烈且认真地讨论贪官子女能不能考公，多少有些滑稽，也多少说明考公在年轻人心中的分量。上一个相似的具备某种黑色幽默的事件，是娱乐明星易烊千玺考取了编制，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引发了许多人的反弹，他被指责挤占普通人的名额，利用明星的资源走后门。

当时《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评论，说「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作者本意是指出就业环境的恶劣让年轻人只能挤破头进入体制，但却被认为是在嘲讽小镇做题家努力了也没用。彼时「小镇做题家」的血泪自述文字铺天盖地地出现，《中国新闻周刊》被骂到删文。

「小镇做题家」是这个世代年轻人最强的身份认同，「考公」是他们的武器，是一种身份政治。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审制度，让他们凭空多出许多竞争对手，有如要禁掉美国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的枪。

争做清白的中国人

许多人在谈论此事时用了「清白」这个词。一个网民质疑周世虹的提案，「为什么我们清白人家的小孩要为不清白人家的小孩负责？」一位知名的新闻当事人也反对这个建议，她说「犯罪是有基因的」，而她自己曾作为受害者维权，至今仍受到老家政府的监视和骚扰，被当成罪犯对待。

「清白」的自觉，也让很多人反对另一个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四川广播电视台在微博发起一起投票，有2万人赞成取消寻衅滋事罪，5.2万人反对取消。有网民自陈，「我极有可能成为被寻衅滋事的对象，毕竟我又不会寻衅滋事别人，我总要有点什么保护自己吧」，还有人说「如果你不惹事，你赞成的理由是什么」。

对权力的服从让人们想象出这样的社会结构：随时会伤害自己的陌生人，严厉的仲裁者，随时可能成为无辜受害者的自己。当这些人谈论寻衅滋事罪，他们想象的是自己在身体上被这个口袋罪保护了；当他们谈论犯罪者三代不能考公，他们想象的是自己的利益被保护了。在这个想象的社会结构中，总有一个陌生的他者在犯罪，犯罪就是伤害自己的利益，而国家作为仲裁者越重刑主义，就越能保护自己。

而希望废除连坐制和口袋罪，守住「无罪不罚」底线的人，忌惮的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他们很清楚，喜怒无常的仲裁者才是最容易伤害普通人的。在文革时期长大的胡锡进，也罕见地发表了一通没有为体制遮羞的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有考公意愿的年轻人当中，遇到父母和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因而受限的普通人家孩子，肯定要比遇到同一限制的贪腐官员子女要多得多。」

胡锡进提到了改革开放前的「唯出身论」。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当时「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备受歧视，「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则享受包括升学在内的优待。文革10年期间停止高考，「黑五类」无学可上，能上大学的都是工农兵及其后代。写出《出身论》抨击这种血统论的遇罗克，也被处以死刑。

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如此受公众捍卫（甚至超过了政审事实上的严厉程度），正是新时代的「出身论」在还魂。人们找了很多理由为「出身论」辩护：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对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庭教育很影响人等等。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划清一条界限，界限内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污点的。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白的人理应要获得更优越的待遇——有资格成为公务员。

在外部，最近几年跟西方挪用中国文化、韩国偷中国新年、日本和服渗透中国的各种斗争中，中国年轻一代塑造了有别于西方的、排他性的、纯净的「中国人」身份。在内部，出身论逐渐扎根，势必要在「中国人」里再区分出「清白」的中国人和「被污染」的中国人，正如核酸检测也有阳性和阴性。

今天的人奢谈清白，一方面是对普通人守法成本之高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错把体制要求的队伍纯洁性，用来填补道德真空。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都不乏这样备受认可的说法：「找党员做男朋友的好处，政审帮你筛选了家世清白。党员出轨，家暴，不孝敬父母，临危不救都属于触犯纪律。」

究其意思，「清白」侧重的不是品行上的高尚，而是简单可追溯的、没有不良纪录的履历。「清白」的反义词是「复杂」而不是「卑劣」。也就是说，清白要求的是一种资质，这种资质可以让人无须和社会的暗面打交道，也能很好地过日子。一个真正的社会底层是很难清白的——上不了户口的超生子女，没有社保的打零工的母亲，打架进拘留所的留守儿童，在错误的时间感染新冠肺炎而被处以刑罚的人都不是清白的。

近20年来，在中国推动法律进步、追求社会公义的人，追求的是哪怕「少数人」的权利也能被保护。这种公义逻辑要求人们理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违反法律的人有可能同时也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受害者，这是人权的应有之义。

而追求「清白」的人拒绝理解复杂性，相反，「复杂」本身就是不清白的。在周世虹提案的新闻留言区中，有网民发问：「取消政审允许贪官的子女考公，和保留政审导致一些普通人的子女不能考公，哪个危害更大？」「清白」的逻辑是可以伤害无辜的，因为「无辜」与否是一个公正问题，而公正并不是这一逻辑所关注的。「清白」最终一定是一种特权。如果曲婉婷的母亲没有落马，尽管她挪用了几百个家庭的安置款，她至今也仍然是清白的。

没有价值之争，只有宗法社会
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出身论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出身论「进步」，后者还尝试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国人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底色，他们想维护的是一个和权力高度重叠的公务员阶级。

更悲哀的是，由于编制如此之少，而考公的人又如此之多，考公者作为一种身份，直如古代的秀才，在循环往复的科举考试中，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固定在这片土壤上。

反对改变政审规则、要求犯罪者子女不准考公的人，最常用的理由是是反对特权再生产特权，但到了最后，他们维护的是一个特权阶级的稳固。所以罗翔在他的视频中忧心地说：「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结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级和特权的泥沼。」

中国社会这几年越来越保守是无须再论证的常识。但如果说过往对中国社会的此类观察，还常常在讨论进步和保守所代表的两种价值哪种更有认受性，今天的问题则已经完全变了。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被讨论的空间，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并不是社会矛盾的重点，今天的舆论冲突的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血缘被视为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这才是保守。换言之，今天中国社会没有价值观的拉扯，而是价值观的缺失，正在发生的冲突，是宗法社会的一个阶层在尝试驱逐另一个阶层。

2011年药家鑫案发生时，当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出现在媒体上时，法律学者还能和全社会一起讨论「废除死刑」是否必要。社会所能承载的讨论的复杂性，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这是对价值的追求（无论进步还是保守）还支撑着社会的表现。今天的社会已经坍塌殆尽，人们在废墟中拉出几根木头，搭建起来的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宗法社会。在这个三角形中，血缘即权力，权力即正义。

再以一个故事作结。今年年初，四川修改《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意味着单身女性也可以合法生育。在抖音中，一个妈妈说：「正宫娘娘注意了，政策开放了，我儿子只娶嫡出（正室生的）的女孩」，获得好几万点赞。评论也都是「我闺女不仅要嫁嫡出，而且如果家里有庶出（妾室生的，有时也包括私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也不嫁」，「怪不得古代这么注重嫡出庶出」。单身女性可以合法生育，被网民们看作是为「小三」生子开了方便之门。

基于把人口当成资源使用的出发点，为解决出生人口暴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改变生育制度，在法律上取消了生育和结婚的捆绑，正好切中了「进步」叙事，又同时踩中了以血缘为荣的宗法社会的罩门，这大概也是一个新的「复杂中国」了

你知道哪些中国的老规矩？

#超30个汽车品牌参与“价格战”#

这个话题这两天特别热，我也有一些想法，不一定对，一口气写完，跟大家碰撞一下。

我自己家里一个燃油车，后来买了一个电动车，开了两年了，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电动车买回来后，大概一个礼拜充电1.5次，每次剩下20%左右就把充电枪插上，手机里预约好空调，每天到车库，车里温度已经给调整好了，路上并线超车什么的也非常容易，自从买了电动车，我之前那辆挺贵的燃油车去年只开过三四次。

过年回老家，本来想开着燃油车回去，不过由于我提前出发，别人还没放假，于是就开着电动车上路。

一路上非常顺利，沿途服务区基本都有充电桩，尽管一般只有三四个，但是基本都有空位，偶尔空位不足，往前走几十公里下一个服务区也有空位，整个过程体验非常好。

说到这里，你以为我要说电车肯定是马上要取代油车了。

事实上不是，恰好相反，我觉坚信新能源取代燃油车是一个趋势，但是不代表是现在，电车狂飙一段时间后，大概率就会进入一个缓慢爬坡期。

这两年接触过好几个小伙伴，他们小区比较旧，装不了充电桩，小区里倒是有几个公共的，离家不远也有充电站，于是果断买了车，结果发现根本没法玩。

因为绝大部分电动车车主跟他一样，都是上班族，大家的节律高度同步，他下班去充电，发现大家都去，以至于充电桩附近连停车地方都没，折腾了两趟，越来越崩溃。想去公司充，可是每次得去得非常早才能抢到公司的充电桩，本来就不够地睡眠更不够了。

后来身心俱疲，只好折价卖掉了，卖的时候才发现掉价掉得那么严重，不过很快他就开心了，因为其他人晚卖了两个月，又在他的基础上打了个七折。

至于跑长途，我过年回老家因为是提前出发，正好跟其他小伙伴错峰了。我有同事以为会跟我一样走运，然后悲催了，发现每个充电站都在排大队，粗略算一下，可能要排五个小时才能轮到自己。最后没招，只好下高速去酒店里开了个房，让车在酒店车库慢充。

大家发现了吧，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符合下边的这两种情况：

有个家用充电桩车位；

还有一辆燃油车。

那电动车就是完全淘汰燃油车的存在，一年开不了两次油车。但是如果没有充电桩，那你完全是买了个电动爹，而且以电车现在的增长速度，那个爹会越来越难伺候。

平时省下来的油钱，卖车的时候又全部折进去了。

当然了，如果你不用上班，或者自由职业，那电动车也能取代油车，毕竟你跟其他人节奏不一样，能够做到完全错峰。

这也是为啥很多自媒体博主开着特斯拉从四川溜达到西藏，又从西藏溜达到新疆，再到西安，穿越秦岭回四川。你要是趁着节假日也这么玩，只能说你胆大心细，是个大才。

也就是说，电动车之所以发展迅速，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人他们充电是很方便的，住的小区是最近几年建好的，恰好又买了车位，装上充电桩之后那他估计这辈子都不想再碰油车了。

此外大城市还有无数自由职业，这两种人共同构成了强大的购买潜在客户群，导致中国前期电动车出货非常迅速。但是等这些潜在客户耗尽后，剩下那些装家冲比较困难的，必然会进入一个缓慢的爬坡阶段。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博主你是不是想说电车取代不了油车？

也不是。

大家想想，油车怎么做到这么方便呢？

主要是因为国家斥了重资修建了大量的加油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我们那边加油站数量严重不足，而且加油站经常缺油，以至于当时的司机车上都放着一个备用油桶。后来一听说加油站有油了，就带着桶去加，很快又给搞没了，于是我们那边到现在很多加油站都不给车以外的桶加油。那种在车上放备用油桶的思路，跟现在很多电动车主恨不得在自己车上放一块备用电池心态差不多。

所以说接下来如果想让电动车迎来新的爆发，需要新的一大波基建的投入，服务区三四个充电桩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三四十甚至更多，才能支撑起这么庞大的用车规模。所有的市区停车场，可能都得进行改造，配上大量超级充电桩。

更别说现在公共充电桩大概有20%—30%是坏的，今后这么多的充电桩维护也是个大麻烦。到时候必然会拉高电价来保持平衡。

而且几乎所有的小区都得做改造，因为很多小区并没有预留充电桩的接口，你去找物业，物业也没法给你装。如果不改造，随着电动车越来越多，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公共充电桩会越来越不足。

如果说电动车是一个新物种，这个物种需要环境做调整才能不断壮大。当然了，它自己也会改造环境。如果电车太少，装充电桩也就无利可图，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等电车上了一定规模，充电频繁，充电桩成了个盈利行业，不需要国家动手，市场就能自发解决。

此外电动车现在不断降价，看着是好事，其实对消费市场并不是真友好，很多人变成了“等等党”，毕竟车这种很贵的消费品，估计没多少人能受得了自己买了没多久就降价。而且总降价，对于二手车市场打击太大，面临没法定价的困局。

但是一旦降到一条线，再叠加消费下行，这就可能就会改变之前所有的市场格局。

今年恰好消费疲软，大家消费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第一个砍掉的就是车这样的大件消费。查到了乘联会的一组数据，今年以来累计销售车辆265.7万，同比下跌21%。并不是油车下跌，而是油车加电车跟去年相比一起跌。

于是就有了这段时间的油车大降价，因为电车对市场形成的压力，叠加今年以来的消费疲软，本来要买油车的人买了电车，还有太多人本来要买车，现在变成了观望。油车企业必须拿出来足够的诚意，才能吸引大家重新下场。

这次降价可能意义非常深远，如果可以，车企宁愿吃个苍蝇也不会降价，现在就降了，一方面说明他们的压力极大，另一方面一旦降了，今后就别想提回去了。

也就是说，电车真正的优势并不是动力系统，而是它和以前枪炮代替弓箭的道理是一样的，火神枪刚出现的时候并不比弓箭强太多，尤其是面对英国长弓手那样bug的存在，初代火器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但相比弓箭几千年进展缓慢，枪炮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进化神速，火器进化了几代之后，英国人就开始讨论保留长弓手的必要性，再进化几十年，英国人已经开始纳闷之前有啥可讨论的。

现在也一样，只能说传统燃油车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几十年变化不大，而且好像所有车企达成了共识大家一起给消费者挤牙膏，凯美瑞和天籁他们就那内饰，就那自动化程度，好意思卖二十多万？要点B脸。其他车也差不多，很难想象这几十年里整个世界变化这么大，那些车厂怎么好意思这么淡定天天挤牙膏。

问题是这些问题在电车崛起之前大家没思考过，觉得天经地义，直到有一天去电动车4S店试驾了一下，基本都会纳闷那些传统燃油车巨头怎么那么抠。

于是有车位的可能就买了，没车位的可能选择再看看，效果就是油车占比不断下跌。

至于国产电车能不能打垮那些传统豪车，我也不知道，不过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豪车卖得贵，并不是他真的值那么多，而是有人需要一辆贵的车给自己撑门面，恰好他买的这辆贵车其他人也认同。

就好像公司让你去机场接一个重要客人，你会毫不犹豫租几辆奔驰S级，或者路虎揽胜直奔机场，而不是性价比更高的其他车。此外茅台也是这个逻辑，重要宴请场合你拿出一瓶江小白，还跟客人说这酒最近非常火，你猜对方怎么看你？有时候你需要表达自己的诚意，这时候就得选双方达成共识的产品里更贵的。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卖得贵却有人买，恰恰是因为它卖得贵，比如丰田那个埃尔法，国内卖一百多万，如果像再日本一样卖二三十万，它的江湖地位就没了。可是你自己搞个产品卖得非常贵，又没人买。差别在哪呢？

在于讲故事，对消费者洗脑。比如现在的95后对一款叫“皇冠”的日本车完全没印象，对陆地巡洋舰也没啥感觉，甚至他们对奥迪的感受竟然跟国外一样了，觉得“BBA”放一起很搞笑，奥迪何德何能。

但是对于我们80后的人来说却完全不一样，主要是我们这代人是经过那个时代这些产品的洗脑的，但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这几个产品的洗脑能力下降，加上皇冠和奥迪也不再是官车，民间态度也就变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除了产品，最重要的就是赶紧补上营销这个大空缺，不然将来会非常麻烦，看着好像在国内打垮了日本车，国际上却丝毫不动，就跟三星似的。我查了下，去年全球销量前三，依旧是丰田、大众和现代。全世界范围内卖的最好的纯电SUV是model Y。

所以说国内企业想真正做大就得走海外路线，要卖到海外去，去赚老外的钱，在国内卷意义不大。

当然了，有些人想法太过极端了，希望那些油车企业尽快倒闭。

要知道，油车比电车复杂得多，上下游涉及的产业链也庞大得多，外资固然赚咱们的钱，不过就业可都是咱们自己的。比如像一汽这种巨兽级公司，整个长春几乎跟这个公司深度绑定了，如果他们出点事，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这种大规模降价，可能会导致大家形成通缩预期，觉得就不买，说不定还要降，这种预期非常可怕。刚刚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大水漫灌下，2月CPI涨了1%。好消息是通胀没起来，坏消息是面临更危险的通缩可能性。也就是大家都不花钱，外贸也不太好（美元计价跌了10%），工厂没订单，可能会裁员，进一步导致不敢花钱，恶性循环。

这两天听一个读者说他周末去了趟商场看家电，苏宁旁边的国美已经倒闭了，商场里门可罗雀，他们也果断撤了，因为觉得随时会降价，现在买了是冤大头。倒也不是说全国都有问题，而是说他们那种心态很常见，萧条是会传染的。

我们不断地说消费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而房地产和汽车又是消费里的两个重头，因为他俩都关联着一堆产业，所以如果萧条得太厉害也危险。

文末再总结下吧：

1、电车大概率冲到一定程度会放缓，因为基建和小区改造都是硬投资，需要时间，改造速度可能赶不上销售速度，导致买了电动车没有家充的人体验越来越差。

2、但是电动车对汽车格局的冲击已经形成，叠加看不到底的消费乏力，今后燃油车的日子更难过了。当然了，消费层面，老百姓不掏钱，并不只是针对燃油车企业，对于所有没有海外市场的企业都是一场生死局，某造车新势力好像就要撑不住了。

3、想冲击传统豪车，还需要时间来补足营销方面的课，而且要走向海外，得去赚老外的钱，这对营销的要求非常高。

Ada 是拜伦的女儿，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程序员。附图一是她对计算伯努利数的算法的描述，这是人类写出的第一个算法图。

这个图其实是 Ada 为与她亦师亦友的 Babbage 的工作所写的笔记的一部分，关于这个算法究竟应该归功于 Ada 还是 Babbage 本人，历史学家一直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Ada 是史上第一个触碰到「通用计算」这个概念的人。Babbage 发明分析机是为了明确地执行某些任务，而 Ada 在笔记中写道：分析机可以被用做「任何」事物，只要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运算关系来表达。用她本人的话说：甚至可以想象用分析机来写作音乐，只要知道怎么把音乐的和声理论用数学表达出来。

Ada 只活了 37 岁，她同时代的人没有人理解她在说什么，她的工作要到一百多年后才会被人记起和讨论。图灵在1950年讨论人工智能时引用过她的一句话：「分析机并不能原创任何事情，它只能执行人类命令它做的事。」这句话在2023年看起来似乎终于不再那么准确了，但即使连这个错误——如果这是个错误的话——也是远远超越时代的。

目前只有中芯国际南方厂能量产14nm工艺，当时给华为代工的麒麟710a良品率没到7成，目前大家关心的国产光刻机，目前以商用的上海微电子，SSA600/20的干式DUV光刻机，分辨率90nm，非双工件台系统，所以简单点说，刻一层薄一层，极限就是65nm了，再刻一遍的技术也没问题，但是晶圆片承受不住，所以90nm光刻机想做28nm芯片多重曝光下良品率最理想的状态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甚至良品率可能会更低，这种良品率是无法接受的，所以90nm光刻机最适合量产芯片最多也就是65nm。
只说能不能造出来没有意义，关键要看能不能进行大规模量产
借前辈的话：我们想过无数个办法，但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茶🍵

从来没有一种植物，可以像茶叶一样，在和人类的协作中，变幻出那么多形象和风味；也从来没有一种商品，能像茶叶一样，具有那么多属性和可能性。

在现代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和营销手段下，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真真假假的传说。

这里，我们整理出大家耳熟能详的 8 条来一一解析。

01

传言一：

“茶越老越值钱，存茶像买原始股”

茶的价格主要由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两方面决定。对于同一种茶、正规产品而言，品质越好确实价格会越高。

常规上讲，春茶的鲜叶成本高于夏茶，头春头采肯定高于春尾；

一斤肥壮的实心芽会比叶子贵不少，而对于用成熟叶片做的茶，嫩叶的价格又高于老叶子。

而所谓讲究“老茶”的茶类，如白茶、黑茶，它们刚生产出来的时候适口性不是很好，要存放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最佳风味的转化。

换句话说，存放也是“老茶”生产过程的一环。

但即便是这种讲究“老茶”的茶类，也不是所有的产品放久了都好喝，还取决于它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品质是否达标，保存过程是否得当。

相比生鲜食品，茶叶作为干燥食物，更容易保存，但也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保存下去。

多数茶叶都有“最佳尝味期”，过了这个期限，茶叶就不好喝了，像常规的绿茶、红茶，最佳尝味期多在 12 个月到 36 个月之间。

即使是讲究“老茶”的茶类，也没必要过度强调茶叶的金融属性，把它当作金融衍生品来运作。

毕竟，作为一种食品，“被喝掉”才是它价值的体现。

02

传言二：

“喝茶一定要喝有机的

非有机茶里都是农药”

有机茶的种植和加工方式，基本遵循自然规律，让茶树和茶园环境中的各种动植物和微生物，都能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生存，尽可能减少人为的影响。

这让靠天吃饭的制茶业更充满了不确定性。

鲜叶产量不确定，人工除草效率低，有机肥成本高而且效率有限等等，使得“真正满足有机标准”的茶叶成本非常高。

而它们好不好喝呢？最终还是要看制茶师傅的手艺。

非有机茶园管理成本较低，鲜叶产量高，制茶师傅只要是正常发挥，保证标准的茶叶品质即可。

非有机茶园会使用农药来杀菌灭虫，但农药品种、降解周期、施用时间和部位等等并不难做到“遵守国家规范”，而并非像人们以讹传讹地那样“都是农药”。

如果去计算每天透过喝茶摄入的“农药量”，其实远比通过常规饮食可能摄入的农药少。

简单总结：喝茶可能摄入的“农药残留”跟蔬菜水果粮油等其他农产品相比要少得多。
03

传言三：

“泡茶一定得用热水”

热水泡茶，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水要烧滚开再泡茶，温吞水泡茶不好喝也不礼貌，茶凉了不能喝等等。

过去，卫生条件特别是水的净化不如现在，所以把水烧开煮沸，是灭菌净水的主要方法。

现在，人们的饮用水很多都是直饮水了，煮不煮沸就没那么重要了。

于是，泡茶有了更多选择和风味呈现。

有的茶咖啡因含量高，比如多数绿茶，热（沸）水泡容易苦，我们就降低水温到 80°C 甚至更低，这样可以降低咖啡因在水里的溶出量，茶就没那么苦了。

有人喜欢喝冷饮，那就可以用冷水甚至冰水来浸泡茶叶，只要浸泡时间足够长（一般是 1 个小时以上），茶叶的香气和滋味照样可以进入冷水中，称为冰爽畅快的冷泡茶。
而且，和含糖的冷饮比起来，原味冷泡茶的热量为零，是控制热量的人们的饮品首选
04

传言四：

“泡茶一定要用很贵的茶具

否则泡不出茶的‘好’”

生活在唐朝、被后人尊为“茶圣”的陆羽曾说：器为茶之父。

所以自古以来，各阶层茶客都很注重喝茶泡茶的器具，要名贵、要好看、要有来历或讲究。

用大缸子或者玻璃罐头瓶子喝茶，总被认为“粗鄙”。

用专业茶具泡茶喝茶、以示对茶叶和客人的重视，这无可厚非。但专业的茶具不一定很贵，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义“专业”。

更重要的是，泡茶是个技术活儿，熟能生巧，即便手边没有顺手的茶具，我们也能通过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技能把茶泡好喝。

简单说，无论茶具专业还是“业余”，名贵还是普通，能不能泡出茶的“好”，都主要取决于冲泡的技能。

贵的茶具呈现的是泡茶的“仪式感”和视觉审美，跟泡出来的茶是否好喝关系不大。

05

传言五：

“茶都是又苦又涩的，不好喝”

过去有句话说：不苦不涩不叫茶。

现在看来，既有点调侃的意味，替那些比较苦涩的茶解个围，也反映了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浓茶会给人们带来更多安全感。

现在的茶叶，品类丰富，工艺到位，再加上物流的通达，人们在茶叶风味上有了更多选择。

有苦而不涩的，也有不苦不涩的，也有苦涩之后回甘生津的。

现代人泡茶，更注重置茶量、泡茶水温和浸泡时间三者的调整，力求泡出滋味平衡、回味舒爽的茶汤，从而体验茶的和谐之美。

06

传言六：

“绿茶寒、红茶暖”

绿茶干茶是绿色系的，茶汤是淡黄色的，滋味微苦，所以从视觉上带来凉爽感，味觉上带来收敛感。红茶呢，干茶多是黑褐色的，茶汤都是讨喜的红色，自然给人热烈浪漫的感觉。

红茶的茶汤多数苦感较低，高品质的红茶冲泡得当，品饮起来还会有微微的蜜糖香气，让人感觉温暖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加上有些传统文化爱好者，把阴阳五行学说简单粗暴地安在了茶叶上，所以很多人都会误认为“绿茶寒、伤这儿伤那儿”、“红茶暖胃、美容养颜……”

其实，绿茶和红茶根本的差别在于制作工艺。

绿茶的制作中，有一个关键步骤叫“杀青”，就是通过高温让鲜叶中的氧化酶失去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变色（茶行业把这个“茶多酚氧化变色”的过程称之为“发酵”，跟生物学上的“发酵”含义不同）。

而红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让茶多酚完全氧化变成茶黄素和茶红素，被称为“全发酵茶”，从而产生不同于绿茶的风味。

也就是说，同样的茶树鲜叶，既可以做成绿茶，又可以做成红茶。

茶多酚的氧化（即茶行业所说的“发酵”）只是影响茶叶的颜色、香气和滋味。

而能够进入人体的那些可溶性成分产生“暖”“寒”的说法，只是牵强附会的臆测。

07

传言七：

“要到茶区才能买到好茶”

中国的产茶区遍布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是风光秀丽、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对于喝茶的人来说，有机会去茶区游玩，自然是心之向往的。

有许多人认为，深入茶区，可以从当地茶农手里买到真实可靠、物美价廉的好茶，把中间商甩开几条街远。

这想法其实有点“天真”。在茶区能不能买到好茶，取决于你对茶是否能有专业鉴别能力，以及有没有固定可靠的渠道。

茶农手里多数是制作好的“毛茶”，也就是还没有进行拣剔、筛分、匀堆、拼配等精制环节的茶叶，更不是标准化商品。

面对着一大堆风味各异、良莠不齐的初级农产品，没有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挑选出标准的、又合乎你心意的好茶。

对于多数人而言，“看一看、闻一闻”，实质上跟“瞎蒙”差不多。

茶农辛苦做茶，自然希望结交稳定且购买量大的客户。

对于偶尔到访的旅游者，往往也就是买个几斤茶叶，真正高水平的茶农也不见得有兴趣来接待。

在茶区能不能买到好茶、能不能以合乎期望的优惠价格买到好茶，对于一般的游客主要还是看运气了。

08

传言八：

“喝茶‘包治百病’”

“喝茶有种种禁忌，否则会伤身”

在古代，医学、交通、信息都很不发达，茶叶以及人们身边的很多种植物，都起到了缓解病痛的作用。

这和当时人们对于疾病的认知以及治疗手段的局限有关。

现代医学不断进步，对疾病的认识和预防、治疗手段也在不断加强，茶叶也该卸下“历史重担”，回归到“好喝的饮料”的朴素形象了。
最多，可以承担一些“文化使者”的新任务。

现代科学也确实发现茶叶中有“很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成分，这被被商家演绎出种种“功效”。

其实，我们每天的饮茶量是有限的，能够摄入的那些“活性成分”并不足以达到科学实验中的“有效剂量”，也就不能指望这些物质在身体里能起什么作用。

相对于古代的“包治百病”，茶叶的“低热量健康饮料”的属性，在现代社会里更科学、更接地气，也更深入人心。

至于流传甚广的那些喝茶的“禁忌”，得看个人的身体状况，不能一概而论。

订单减少，价格下跌，企业处于困境，工人就业困难。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类似的抱怨不绝于耳。人们期待的放开之后的大幅反弹，姗姗来迟，甚至新的困局正在出现。这是怎么回事？有强调是美欧围堵的，有强调是世界经济低迷的，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

外贸订单确实在大幅减少，这是一个事实

前一段时间，一个消息在媒体上流传：中国2023年春季外贸订单总体下降40%，其中传统产品下降超50%。通常情况下，工厂会在年末接到大量春夏两季的外贸订单，但从开年后的数据来看，情况非常不乐观。为此，春节前后，一些地方政府用包机的方式组织企业出国找单，但收效甚微。

与之相关的消息是，中美之间的集装箱货运价格已从最高点经断崖式下跌80%，一些港口的空集装箱大量堆积，摆在港口处，大量的集卡停摆只能排起长队。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往日非常繁忙的上海港和深圳盐田港等对外贸易的大港，其他港口也大体如此。有的港口只能另外找场地来堆放，上海港甚至把集装箱运到了太仓。

顺理成章地，这同时导致了相关就业机会的减少。媒体在感叹，现在连用工大省们都没工可打了。前几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企业招工难，但现在，人们为了进厂而挤破了头。几十个招聘岗位往往有几百人应聘，几百个招聘岗位往往会吸引几千人。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外贸加工企业艰难度日，甚至破产倒闭。有人估计，上述订单的减少，相当于上万家中小企业半年的生意没有了。一位做外贸的小老板说：外贸订单暴跌了，非常突然，毫无征兆，我们厂的几个大客户突然给我们撤单了，不知道为什么，宁愿违约都要把订单撤掉，我们厂可能很多人要面临失业了。

有关数据表明，自去年8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同比下降3.8%后，此后4个月降幅分别为11.6%、12.6%、25.4%、19.5%。从同一时间段的对比看，中国对东盟、日本、欧盟、美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16.6%、1.6%、-0.05%，-14.7%。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美国和欧洲。

订单减少的不止中国，也是一个事实

这里先要说一个总的背景。2022年整个国际贸易的起伏，是与通货膨胀和加息两大因素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总起来说，2022上半年国际贸易活跃，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印度，出口都是大幅上涨。而到2022下半年，受上述两大因素的影响，国际贸易急转直下，不仅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东盟和印度也处在同样趋势中。

去年10月，印度纺织品出口同比大幅下降41.53%，而服装出口下降21.16%；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服装业出口国孟加拉，近期的订单也下降了20%。据报道，很多越南工厂已经开始缺订单了，不得不缩短工厂生产时间，并安排工人休假。据越南媒体报道，2023年部分行业和企业订单下降40%，单价下降20%。

由于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影响，去年美国和欧洲通货膨胀急剧上升。为抑制通胀，2022年以来美联储连续8次加息，到去年12月，美国通货膨胀回落至6.5%。但目前仍处较高区间，且今年1、2月份的数据表明，这次的通货膨胀相当顽强。高通胀和高利率令美国家庭债务大幅增加，购买力下降，这都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WTO一份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应会仅增长1%，远低于之前预测的3.4%。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东南亚、印度等国出口的大幅下滑，与整个世界开始进入一个经济收缩期有着直接关系。关于经济收缩期，见：孙立平：《我们面临的也许是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但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订单外移，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述事实表明，通货膨胀和大幅加息，确实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因素主要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起作用的。如果从去年全年来看，并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美国，去年下半年美国进口确实疲弱，但在整个2022年，美国进口商品3.96万亿美元，比2021年还增长5561亿美元，创了纪录。问题是这些进口商品的订单哪去了？

这些年，我们一说中国出口的竞争者，就要说到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等国。不错，在过去的几年中，东盟十国和印度、孟加拉等国确实从中国拿走了不少低端制造的份额。但现在的事实是，这些国家的订单也在减少，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也在减少。根据日本海事中心( JMC )的数据，在今年1月，18个亚洲经济区块向美国出口的集装箱下降了20.1%，其中中国下降了25.4%。东盟减少11.8%，印度减少0.1%，日本减少19.9%，整个亚洲都是负增长。这说明，尽管亚洲其他国家来自欧美的订单减少的幅度低于中国，但数量也在减少。

那订单去了哪里？数据表明：2022年1-9月，美国从欧洲进口商品4490亿美元，排在美国进口来源地第一名。第二大为北美联盟如加拿大、墨西哥。中国为4180亿美元，降为第三。这个此消彼长的现象说明，在整体需求减少的背景下，欧美国家更倾向于让其他国家来代替中国。有人估计，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数据来看。中国约10%的出口订单流失到其他国家。

这当中，有两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其中一个是北美联盟。美国进出口数据显示，2022年，墨西哥对美出口比上年增长19.2%，今年1月份又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同期增长25.6%。有人预测，今年墨西哥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另一个地方是欧洲，尤其是东欧。去欧洲的外贸人说，现在有些订单被波兰、克罗地亚抢走了，他们现在也在开工厂，抢走了我们很大的份额。

从大拆解理解这些事实

上面三个方面都是事实，这三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外贸订单的减少，尽管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前一段一再强调的大拆解的过程才是更值得我们正视和警惕的。

在大拆解的概念中，我特别强调的是，大拆解与脱钩概念是不同的。脱钩是局部性的、要素性的，主要指经济技术领域，尤其是产业链和供应链。而大拆解则是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是原有框架的拆除与重新构建。脱钩的考量是基于利益的得失，大拆解的考量是基于战略格局。基于利益得失，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可能发生，但基于战略格局，这些事情就是必然的。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大拆解过程的深化。前些天，在分析大拆解过程的时候，我曾用三句话概括大拆解的进程：三句话来概括目前的进展：能源依赖拆解基本完成，产业链依赖拆解大体过半，科技依赖的拆解正在展开（见《孙立平：关于当前形势的十点看法》）。这里说的产业链拆解大题过半，主要是从临界点的意义上来说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拆解西方尤其是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过程中，打破了欧洲离不开俄罗斯能源的神话。现在人们的认识变了，心态变了。因此，我们也要密切关注产业链拆解过程中不同阶段可能发生的微妙变化。

1、人社部表示：目前，每年缴费上限是12000元，以后会适时调整缴费上限。

2、财政部表示，购置期在2023年的新能源汽车继续免征车辆购置税。

3、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第二批共57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包括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等。

4、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3月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等地气温较往年偏高。

5、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落地实施，新纳入目录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60.1%。

6、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称：“996”，是导致就业难、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

7、全国人大代表庹庆明表示，建议将高考中外语科目的分值降至100分。

8、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称，征收遗产税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建议中国将1000万元作为遗产税的起征点。

9、2022年，中国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超过7万件，排名首位。

10、四川泸州市泸县一中18岁女学生小丽失联半个月后，其尸体在河里被找到。小丽舅舅称她在事发前留下字条，说她活着不开心 ，家人在等法医鉴定。

11、江西大余县公告称：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可举报！

12、北京明确，今年继续实施乘用车置换新能源车补贴政策。

13、河南出台政策，取消“门诊输液费”等68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14、一列运载危险化学品的列车在美国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市脱轨并起火，导致多种有毒化学物质泄漏，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市及周边地区。

15、卡塔尔足协官方宣布，2023亚洲杯将在明年1月12日到2月10日进行。

16、俄外长称俄美正通过非公开渠道讨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议题。

17、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伊朗一核设施内检测到接近武器级丰度浓缩铀。

18、美国延长涉乌克兰紧急状态一年。

19、日本表示，将在今后10年内配备大约130个弹药库。

20、美国制药巨头礼来公司（LLY）宣布将其最畅销的两款胰岛素产品Humalog（优泌林，人胰岛素）和Humulin（赖脯胰岛素注射剂）标价下调70%，自2023年第四季度起生效。

生活就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我们努力地向上，不仅是让世界看到我们，更是为了让自己看到世界。当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时，就会发现，每一点进步，都在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辽阔。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本文对于清朝官员的收入情况描述，主要依据曾国藩日记和杜凤治日记，曾国藩大家都熟，曾在中央任职，后因对抗太平天国成为超级牛逼的地方实权人物；而杜凤治是一名普通知县，一直在基层工作，曾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还曾任罗定州知州。

杜凤治1814年生于浙江绍兴，举人出身。曾国藩大他三岁，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进士出身。

举人和进士出身，就决定了俩人的仕途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曾国藩的上限要高许多。

俩人年龄差不多，都是出生于嘉庆年间，共同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位皇帝，杜凤治活得长久些，挺到了光绪年间，曾国藩太操劳，只活到61岁，1872年去世，杜凤治相对没那么辛苦，活到69岁，1883年去世。

杜凤治去世的那一年，墨索里尼、汪精卫才刚出生，这段时间是德国疯狂生长的阶段，直到德国的成长引起了英国的警惕，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曾国藩写了30多年日记，总记130多万字，杜凤治更狠，来广东就职后就一直写日记，为官14年，现存日记手稿40本，近400万字，两份日记都是十分珍贵的原始史料。

但俩人的日记太长太长，而且杜凤治的日记用潦草的行书写就，还各种修改补记，日记里提及到的人也不用本名用字号，给后世做研究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这里特别感谢邱捷、张宏杰等学者辛苦整理，使我们这些平凡的读者可以快速理清清朝官员的经济生活。

下面进入正题，先说杜凤治。

杜凤治52岁在广宁第一次做知县时，正经收入是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600两。

广宁位于现在的肇庆市，至今还是个穷县，2021年GDP仅177亿，常住人口也仅仅40万，清朝时应该更苦更穷，穷县待遇低，平日估计也没什么油水可捞。

后来杜凤治调去南海县做知县时，工资改为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1500两，再加办公费30两，能见光的收入是1575两，已经是广宁的两倍多。

南海就是现在的佛山，我在《万里江山图》广东篇，有详细介绍佛山为什么自古富裕，本文就不重复了。

杜凤治在广宁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65万人民币，在南海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157万人民币，工资其实不低，那这些钱够不够他平日花销呢？

不够，远远不够。

一是养廉银不稳定，常常遭到克扣，二是杜凤治要按大清官员的潜规则行事，上下打点，费用奇高，三是杜凤治是拖家带口去赴任，养一大家子人，还私人雇了两个很重要的绍兴师爷。

上下打点指的是各官员要经常走动聚餐开PARTY，请戏班子搞气氛，还有各种名目的节日、炭敬、冰敬、婚丧嫁娶、生辰、老乡联谊会、私人俱乐部等等等等，这个习惯地方和中央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北京上班时，也被这些流程搞得神经衰弱。

晚清时官员们变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级官员经常互相走动，常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相互提携各自后辈，所以除了死硬政敌，私下关系不会太差，也不会轻易撕破脸，大家是牢牢绑定的利益联盟。

在明清时，一个人只要中了举人，就相当于成为国家统治集团的一员，大家都不敢惹他，当地县委书记就会对他客客气气的，开始主动跟他搞好关系。

进入统治阶层的分界线是举人，秀才离这条线还差得非常远。

明朝每次乡试举人名额全国仅1100-1200人，整个大明总共录取了11万名举人，清朝每次乡试举人名额全国仅1500人，整个大清大约总共录取了15万名举人，清时有1500多个州县，每年活着的举人大概一万人，摊到每个县平均七人左右，这七个人加上县太爷，就是本县的最高统治阶级。

举人免税、免徭役，只要一中举，就会有大把本地人认亲友，求着将自己的财产、田地、户口放在举人名下，以躲避缴税和服徭役，一个举人每年可以免400亩的田税（不同时期有变化），还能免十几户人家的赋税和徭役。

挂在举人名下的人，每年会主动分一些好处给举人作为回报，甚至有人主动要做举人的仆人，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

服徭役是一件很辛苦很凄惨又十分打击人格的事。

你得自带干粮给政府挖河堤、拉纤、修水库等，这段时间地里家里没人照料，老婆孩子父母都可能受人欺侮，监督徭役的差人也根本不把你当人看，马戛尔尼就记录过清兵抓人来服徭役时的悲惨景象，有当地富人没有功名，也被抓来给洋人拉纤，因为不听话，被当差的当狗一样踢到淤泥里当众抽打，十分侮辱人格。

为了避免这种羞辱，也为了避点税，富人们都会找到当地举人，将财产放在他的名下，个个都得叫他“举人老爷”，好寻一个庇护。

所以举人一般都较富有，乾隆时江西人王锡侯38岁中举，65岁因《字贯》案被斩，这位一生没做过官的举人，为了印书就花掉了400多万人民币，家里还另建有十间大瓦房，以及承担几十口人的生活，这么大开支，就靠王锡侯一个人的收入就搞定了。

举人大多可以做到知县，哪怕不是知县，起步也会是学政（教育局）这种实权部门，像杜凤治这样还可以升到知州，所以各县话事人也不敢招惹当地举人，因为这哥们分分钟跟自己平级，弄不好还可能混到自己上司，能拉拢就不针对，举人有什么事找知县，打个招呼一般就能解决。

像曾国藩这种考上进士进翰林院学习的人，根本不用把知县太放心上，因为进士最低起步就是县委书记，正常是市委书记，他还没进翰林院，当地一个地主遇到麻烦事请他帮忙，他便写了封信给当地知县，人都不用去，知县马上出面把地主的敌人抓去坐牢，一刻不敢怠慢。

曾国藩收到的回报是140两白银，相当于14万人民币。

这种事举人也能办，但付出的代价要远高于进士，要赔笑脸见县里各种实权人物，要卖人情给人家，还要请客吃饭走流程，但曾国藩这种庶吉士，一封信就搞定。

对没正式官职的举人进士都这样，实权官员之间的利益链更是紧紧绑束在一起。

这种特权阶层之间的人情来往十分损耗金钱和时间，曾国藩刚到北京时，时常跟各路官员吃饭聚餐，又参加各种诗文会搞人脉，这一年的社交开支就达到了130两银子，约合13万人民币。

这里要说明一下，做京官的大多很穷，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穷得要死要活，想尽一切办法搞钱，但京官全靠地方官进京拜会孝敬时捞钱，地方实权官员要富裕很多，杜凤治每年的社交开支，估计是曾国藩的十倍二十倍。

前面说杜凤治还养了两个师爷，这也是特别烧钱的私人顾问。

全国每年举人和进士的录取名额太低，为避免资源集中，各省又有规定的名额，特别会读书的江浙地区，有大量优秀知识分子注定一辈子考不上去，这些人就琢磨出另一条出路，专门替做官的做谋士，替他们摆平各种现实问题，尤其是绍兴人干这行的特别多，逐渐形成了一种叫“绍兴师爷”的特殊职业。

绍兴师爷主要帮当官的处理刑名、钱谷、奏折、账户、阅卷、漕粮、河工、教读、谋略、征比等工作，其实就是现代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教育顾问、工程顾问、税务顾问等。

官员们一般是考八股上去的，对处理当地工作其实并不熟悉，真干活特别需要师爷解决实际问题，当时所有官员赴任，第一件事就是找专业的绍兴师爷，其中刑名和钱谷师爷是必须要带的，就是负责法律和财务的两大助手，不带的话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

刑名和钱谷是师爷的基本盘，是各级官员的必需品，奏折、谋略师爷这种，只有高级官员才需要，像两江总督陈辉祖就养了一个著名的邬师爷，专门负责给乾隆写奏折，每次上折子能把乾隆读得心花怒放，陈辉祖就以一万人民币一天的高薪养着这个师爷。（本文白银转换都以2023年物价为准）

绍兴师爷越做越大，形成了一万多人的专业队伍，深刻影响绍兴后面几代人，秋瑾、鲁迅、周恩来、陶成章祖上，其实都是师爷家族。

文化必产生于经济基础，质变必来源于量变积累。

杜凤治自己就是绍兴人，绍兴人不骗绍兴人，规矩他懂，师爷那更加要带上的。

杜凤治刚上任时带去的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年薪水共1100两白银，每月每人伙食10两另算。

也就是师爷平均年薪550两，合每人55万人民币左右，那时地主家普通长工一年的收入约10两银子，大概一万人民币，师爷收入是普通长工的55倍，在清朝是超级高薪职业。

杜凤治在南海任职时，一共聘请了7位师爷负责刑名和钱谷，一年合计6000两开支，合600万人民币，平均每人85万年薪。

另聘请了收粮（征田税）、书启（文秘）、阅文（看考卷）师爷等人，这些人没那么贵，100两银子一年，平均每人10万年薪。

所有的师爷加起来，一年开支就高达一万两白银。

官场送礼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比如同治十一年两广总督瑞麟生日，因是瑞麟赏识杜凤治，是他将杜凤治调去南海当知县，因此杜凤治投桃报李，送去的金银珠宝和绸缎价值3000两白银。

这一年，杜凤治记录自己光送礼就花掉了两万多两白银，其中送两广总督11114两、送广东巡抚3445两、送按察使1355两、送布政使823两。

杜凤治人脉很是吃得开，以致于他这样一个小小县令，同治十二年过六十大寿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礼部尚书李鸿藻都送来贺词，可见其在地方和中央，都很会搞关系。

地方官想要做得稳当，北京城里就得有人替自己说话，杜凤治在朝里主要依靠潘祖荫，他的广东县令就是潘祖荫推荐才得来的。

杜凤治在北京前前后后花了4680两白银，熬到53岁拿到一份实缺，到地方后又上下打点花了3500两白银，才稳住了县令的位置，差不多花了一千万人民币搞定一个知县，但说源头，潘祖荫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所以他给潘祖荫每年的炭敬、冰敬十分丰厚，潘祖荫也会伸手向他借钱，不过这种钱双方都默认不用还。

官场正常开销、家人日常生活费、养私人专业顾问、以及编外人员，使杜凤治每年做官的开销，保持在一万五千至三万两白银，约为今天1500至3000万人民币。

年开支是其正经年薪的20倍，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下去的。

杜凤治只能拼命搞钱。

其每年最大的一笔收入，是来自钱粮征收。

杜凤治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过自己每年从中赚多少钱，但他记录过自己拜访已卸任的东莞县令张庆鑅，其亲口承认，自己从钱粮征收（原文是“银米羡余”）里拿到的总收入是白银五万两。

那这里头搞钱有什么名堂呢？

按杜凤治的记录，晚清收税粮是折成银两上缴，同治初年，广东粮价是100斤折合一两银子，但各州县却自设一套系统，要求100斤按5两银子上交，是市场价的五倍，中间有了四倍的溢价让各级官员分食，是地方官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块收入任何人都不能动，是官员们的集体利益，1866年新任广东巡抚蒋益澧上任后，觉得这税粮价实在太高，想减少百姓负担，改成市场价收，结果被瑞麟给参了一本，蒋益澧被连降两级还调离了广东，只在广东任职了一年多就被赶走。

地方官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钱粮征收，一个是关系到切身利益，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另一个是中央处罚严重，征税完不成10%的，不准升迁，还要罚俸一年，完不成50%的就要革职。

征税时间是上半年的农历二至四月，下半年的八至十一月，每年杜凤治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耗在征税上，十一月底的时候是交KPI的日子，这时候的杜凤治总忙得昏天暗地。

由于百姓穷苦，总是不按时交粮，杜凤治就带着征粮队在各地强征，征粮队有粮书、粮差、册书、委员、师爷、官亲等人，另有轿夫、衙差、壮勇等一百多人，浩浩荡荡扫荡乡里，杜凤治平时对百姓较为仁慈，但下乡催粮关系到他的核心利益，此时就会变得十分凶狠。

根据他自己的日记，有几次他去征粮时收不到粮，反被农村妇人扔屎尿赶跑差人，杜凤治便派兵勇下乡，先将反抗的绑回衙门，如果带头的跑了，就把其母亲或妻子押回来，然后叫人去屋里看看有没有熟睡的小孩或者大件家具什么的，见到就先搬出来，然后放火烧屋立威。

这招通常十分管用，百姓见烧了房子，会老实上交钱粮，以换回母亲妻子，再讨回家具大件，以后也会乖乖交粮税。

杜凤治记录的这些细节，是其它史料看不到的，其日记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除了钱粮征收，杜凤治的其他收入占比分散，来自科举舞弊、不动产契税登记、特权走私、商家孝敬、调解纠纷等。

我们在《宋江的逻辑》里有提到过这些内容，都是宋押司特别熟练的业务。

先说科举舞弊。

虽然清朝对科举舞弊非常严厉，动不动杀个一品大员祭天，以震慑全国，但实际上基层舞弊根本无法断绝。

主持童试、院试的地方官，手里头掌握着命题、阅卷、录取大权，地方官可以通过提前泄题、找人代考、监考放水来搞钱，阅卷时也可以随便查看考生姓名，给特殊考生关照。

杜凤治记录了多位州县官，靠卖名次赚到几千两，他并没有记录自己有没有在科举中赚钱，但当时南海文试第一名标价3000两白银，武试第一名600两白银，其他名次依次递减，是公开的秘密。

学生高中后会在拜见州县官时送贽敬，这里还能收一笔钱，杜凤治记录同治九年广宁武案第一名陈应韶来见自己时，就送了100元。

杜凤治的日记里经常出现“元”这个货币单位，十分怪异，因为古代主要用铜钱，单位是“文”，如果是白银，单位应该是“两”，那这个“元”是从哪冒出来的？哥们提前用上人民币了？

这个元，不是中国的货币，是指洋银，就是西班牙银元。

16-17世纪，西班牙鼎峰时期，从南美洲疯狂挖银矿，铸造成西班牙银元，来中国换丝绸、茶叶、瓷器三大宝贝，大量银元便在中国一直流通。

由于他们家银元质量好，成色、重量一致，比种类复杂的白银更受欢迎，不仅国内用，英国人也收西班牙银元，清政府赔款洋人时也允许用银元，折算方法是一银元等于七钱一分库平银。

1842年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赔了2100万西班牙银元，从这以后花光了银元储备，贸易顺差也变为逆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就只能赔白银了。

杜凤治的记录里大量出现元这个单位，是因为他在世时，白银外流还没那么严重。

商家及士绅每年送给杜凤治的钱也很多。

每个县的矿山、商号、当铺、工厂，以及农村士绅，每年都会源源不断地给杜凤治送礼，在广宁县时，当地24家造纸厂，每年会送他1200-2000两银子。每地当铺开业，都要给杜凤治送50两银子，杜凤治每去一地上任或者离任，以及家里人过生日，逢年过节，当地这些单位都要不断地送礼孝敬。

杜凤治还可以走私私盐赚外快，当时卖私盐是暴利，查到就要杀头，但州县官员的船只可以不接受检查，官员们出行都会捎上私盐贩卖，能小小赚上一笔。

那年头卖私盐，跟现在卖白粉差不多，曾国藩在跟太平天国玩命时，每到一地也会利用特权靠私盐赚钱，以解决部分军费问题。

从契税中赚钱，是地方官另一项重大收入，是仅次于钱粮征收的第二大收入。

一般田地房产买卖过税，满清时要交6.5%的税，民间为了避税，平时都不愿交税割户，但每任州官卸任前，会把税额改为1.5%-4%，利用这个差价狠赚一笔离任。

杜凤治去南海任职的前任叫赓飏，其利用契税差价离任时赚了13320两，杜凤治自己离任南海时，赚了12960两。

按记载，南海县每年税额是4749两，但光绪三十年年实收67910两，宣统元年实收139372两，这中间的巨大差额就是官员们的第二大主要收入，而且明显越到清末，官员们就贪得越厉害。

就这样七七八八地搞钱，到杜凤治67岁因病辞职时，他不仅维护好了自己的官场体系，14年为官还挣到了4.5万两白银，约合4500万人民币。

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认为杜凤治是一名贪官，相反他当官的名声很不错，除了他做官很有技巧，既不得罪上司和同僚，非必要对百姓还算宽厚，最重要的是，他贪得其实并不厉害。

杜凤治说，各省主管学政的官员，靠着在教育系统赚钱，离任时一般攒七八万银子没问题。

我另看到张宏杰的资料数据，说大省学政一届可以搞到三四万两银子，小省一万多两银子，清朝学政三年一届，不能连任，两边数据对不上，不过都是巨款，大家知道个大概就行。

相比别人三年七八千万的贪污，杜凤治14年才搞了4500万，已经十分难得了。

其实杜凤治就是一名贪官，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贪的官活不下去，像李鸿章也是一名大贪官，这个是洗不白的，老百姓主要是看他们贪了还能不能办事，平时对老百姓不要太狠毒就是好官。

说明在清末，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值是非常非常低的。

杜凤治其实也审理过不少冤案，他政敌的儿子因为强奸家里丫鬟，致丫鬟跳井自杀，为了拉拢政敌，他通过摆平原告化解案情；另有当地士绅罗来文强奸侄媳，他拿了好处后，让罗来文赔了原告一大笔钱，将事情从强奸改成非礼结案。

杜凤治的原则是不得罪上司、同僚，以及他们的亲属，但遇到民间其他案件，他都禀公办理。

在处理罗亚水案、谌郭氏通奸案、唐梁两姓命案时，他又相当谨慎而细致，甚至不时流露出对百姓温情的一面，能帮一点是一点。

杜凤治并不复杂，只要不触及他的核心利益，他就禀公处理，但一旦关系核心利益，他就循私勾结。

这样的官员放在现在肯定是贪官，枪毙四五回是够了的，但在清末，比一比其他官员，他对百姓还算仁厚，贪的也有一定底线，就是难得的好官。

就像萤火虫，其实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亮，但如果夜晚够黑，它就显得耀眼。

最后，我们再简单地说一说曾国藩的开销和收入，跟杜凤治做一个对比。

曾国藩原先做京官穷得要命，做侍郎一年收入才660两，年薪约66万，光坐轿子、置办服装、租房子、搞社交几样就把他搞得欲仙欲死，全靠地方官孝敬和借钱维持生活，在北京时欠一屁股债，欠债额约140万人民币。

他的收入转折点是去四川做乡试主考，这是仅次于学政的第二赚钱岗位。

跑一次四川，公款差旅费加上一路疯狂收礼，曾国藩赚了六千两银子，约合600万人民币，另收了大量的藏香、茶叶、火腿、香珠、黄连等等四川特产。

曾国藩靠这笔钱还清了在京城欠下的1400两债务，还给家里寄了600两，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建立湘军后，曾国藩个人年净收入达5400两，12年带兵合法收入6.48万两，约合6500万人民币，又通过劝有钱人捐钱（劝捐，回报学额或官爵）、设收费站收商业税（厘金）、以及卖食盐、屠城抢劫、洗掠天京财富，让湘军赚到了许多许多钱。

富裕的湘军回湖南后大量办书院，民智大开使湖南风气领天下之先，历经三代培养出了毛泽东。

而浙江绍兴的师爷阶层，也在一代代财富积累下，历经几代培养出了秋瑾、鲁迅、周恩来。

两条历史线，最后合二为一。

战胜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成为两江总督，正经收入是155两基本工资加一万八千两养廉银，年薪共约1800万。

当然啦，杜凤治这样的下属们每年送来的礼金，以及手中特权可以赚到的钱，应该是以亿计了。

从曾国藩和杜凤治亲笔记录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清朝官员的幸福生活和利益勾连。

但与之相对比的，是普通百姓猪狗不如的日子。

前面说过，清末时，一个地方家的长工，年收入约10两银子，大概只够买800斤大米，仅够两口人勉强吃饱。

如果一家四口要度过一年，平时就只能吃小米、玉米、红薯、土豆。

曾国藩的日记里，记载着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的北京物价，当时1斤腌肉要100文，每斤鲜肉要70文钱，每斤酱菜也要70文钱，此时1500文约合一两银子，也就是普通长工，一个月的收入，只能买15斤腌肉，或者21斤鲜肉、21斤酱菜。

如果以今天普通人5000元一个月来算的话，约等于腌肉要333元一斤，鲜肉要238元一斤。

这种物价，普通百姓吃得怎么样可想而知。

而且他们还要面对赋税和可怕的服徭役。

吃都顾不上，那教育、住房、服装、交通等生活品质的恶劣程度，更可想而知。

就算蒲松龄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也过得相当惨，他当民办教师时，包吃包住一年总收入才4两银子，只够买四个铜盆。

一直到去富人家做了私人家庭教师，才有了20两年收入，能偶尔吃点肉，也有钱有闲写《聊斋》了。
所以我们看到清末时的民间照片，人民都是黝黑的皮肤、麻木的神情、要么衣裳破破烂烂，要么一件衣服穿上四季包了浆。

因为清朝的百姓，大都都是文盲，而一个壮汉的年收入，也才约等于今天的一万人民币一年。

而在另一边，一个知县的收入高达千万，一个总督的收入以亿计，官官相护，拼命吸食百姓血液，以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

哪怕知县包庇强奸犯，只要他不把百姓欺负得太狠，大家还会叫他一声清官。

为什么清末时，捻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一波波不断涌起，杀也杀不尽，斩也斩不绝。

这都是满清自己造的孽，平民造反再愚昧、再凶残，根源也是在满清本身。

这样黑暗腐朽的王朝，要不是英国为了对抗俄国，帮他们解决了税收问题，扩大了财源，是不可能活到1911年的。

这样反动的王朝，就应该早点死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早死早超生，死得渣都不剩，才对得起他们压迫过的人民，以及他们几百年深深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