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教授：一个普遍的坏习惯阻碍了中国学生的长远发展

01.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少有“真实”的

每年一月底，我会拿到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我们系要招收25名学生，其中会有4个中国学生的名额。我收到的申请大约有七八十份，然后从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

每份申请里都包括：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我把成绩看做是定量材料，而个人陈述和推荐信是弹性材料。每份材料我都看的很仔细，不过弹性部分会告诉我更多的信息。

问：“个人陈述”都写些什么呢？

康毅滨：就是说说你对分子生物学专业的看法，为什么要申请这个专业以及为什么要申请普林斯顿。

问：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中国学生表现如何呢？

康毅滨：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不过他们的“个人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我感觉很多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

问：一份真实的“个人陈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康毅滨：我记得有个学生说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是生物。然后不顾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转了系。由于基础薄弱，所以他读得比较吃力，但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所以他愿意坚持下去。

这份“个人陈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名学生展示出了他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

我们去年录取的一名女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在专业上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个人陈述中带着对专业追求的渴望。

二月初，我会对初选出来的人进行电话面试。虽然看不到对方，但从交谈中，也能判断出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学生。

02.我们要的是真正热爱科学且诚实的人

问：在电话里你都问他们什么问题？

康毅滨：我会考察英文口语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主要是请他们讲讲科研经历，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状况之类。

问：接到电话面试的学生，会很紧张吧？

康毅滨：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可以用中文完整地表达自己。遗憾的是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当成“考试”，而不是一个和我们沟通的机会，所以有些人会非常紧张，影响表达。

问：他们如何回答你的问题呢？

康毅滨：我能听的出来，有些学生会(她)事先在写好答案，在电话面试时照着念，或者是照着背。有些学生显然是提前排练了，回答得非常溜，好像在做演讲报告。但是内容和我的问题关系不大。

问：他们留给你什么印象？

康毅滨：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的印象是可能没有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也可能是不够自信。我希望学生在这个环节能展现真实的自已，而不是一个刻意包装的、完美到失真的“加工成品”。

问：也许是没人有教育该如何应对这类面试，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说实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滨：我们想要真正热爱科学且诚实的人。

这有一个案例：去年申请快截止的那一刻，我收到了一份申请，条件挺好。我就给他打电话进行面试。他很坦诚地告诉我说，他很早就进实验室了，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他很清楚地描述了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他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问：电话面试会决定录取结果吗？

康毅滨：不是的，电话面试结束后，我会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成绩的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我更在意从各种细节方面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问：分数有多重要？

康毅滨：分数很重要，但不是绝对因素。要知道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几乎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等教育选拔过的人，智力上来说差距并不大。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一定录取分数最高的。往往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

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说我曾经录取了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学生，初中就在县城住校，吃过不少苦。即使在在电话和邮件里，你也能感觉到她很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不像有的学生那样自信到傲慢自负的程度，觉得自己不去普林斯顿就要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

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拍马屁、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不油嘴滑舌，并且给人一种认真负责，尊重机遇的感觉。

03.中国学生的功利心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

问：中国学生进入普林斯顿或者其他顶尖大学后，还要克服哪些困难？

康毅滨：来上海之前，我在福建老家陪父亲、侄子待了十多天。

读五年级的侄子讲了这样一件事：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对手”。每次考试后，赢的同学受表扬，输的要被批评。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

让我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里有太多类似“竞争激励”机制。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对于刚进入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生来说，与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

问：你看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有哪些常见问题？

康毅滨：1、心态上比较急，有些学生在这里急于求成，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总是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一旦不如意，就容易垂头丧气。

2、还有些学生到这里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专业，但是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

3、并且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觉得不受欢迎，孤单。

问：为什么会这样？

康毅滨：普林斯顿的理念是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

但很多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往往是被动的心态：希望一进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或任务，这个课题又一定得出成果。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完了就能拿高分。然后靠这个科研成果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都比较弱，同时功利心又比较强。

问：其实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态。

康毅滨：我们系曾经有一个中国学生，开学后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并不真喜欢科研。我和他谈话，他说其实早就知道自己并不热爱科研，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希望他考上美国一流大学。考普林斯顿就是为了完成别人对他的期待。

其实这个学生小时候对生物很有兴趣的，只是长期以来，成人世界的价值观，让他过早地把实验和名利、和事业捆绑在一起了。

在我们这一行业里，真正成功的人并不以出人头地为目的(假如为了出人头地，那还不如去搞别的行业来的更快。)他们真正享受的是探索的过程，包括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得来不易的成功。

问：你刚才说的中国学生在人际关系上也会有些麻烦，这和功利心有关吗？

康毅滨：你看，我侄子从小就被这么“教育”。带这种思维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是很狭隘的，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比下去就是成功。

而在实验室更重要的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人发表论文了，大家正一起高兴着呢，就有一些中国学生表现的闷闷不乐，仿佛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失败。

还有的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学生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成果……

有些中国学生特别想快速成名。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在美国，成绩很隐私的东西，不会公布出来，也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更提倡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问：两种不同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

康毅滨：竞争意识过强的学生，很可能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与他们关系紧张。

在生活的细节上，老生周末开车带新生去购物，晚到了几分钟新生会埋怨；但是新生自己在超市慢条斯理地货比三家，让老生在外面等几个钟头，还以为理所当然。

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去年邀请他去家里过节的那些美国人今年不再邀请他了呢? 有时候我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

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更有“公共意识”。比如说主动处理实验室的垃圾，及时对别人表示感恩，我们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他们负责喂养小白鼠、运送实验器材和收发文件、打扫实验室。每到圣诞节，实验室里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

高盛，穆迪才是搅屎棍，通过搞笑的评级来搅动金融界，公司的好坏是他们评出来的吗？既然不是，那么为什么要受制于人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公司好了才是王道，不好的公司想要评级，无非是想要捣鬼罢了，既然捣鬼，那么评级机构没有公道在了，不应该消失吗？

经常有人说，几十年前条件更差，父母教育方式更简单粗暴，为什么那时候小孩心理问题反而没那么多？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几十年前小孩心理问题可能也很多，只是没人去调研，也没有数据记录。

不过我疑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年的家长，每天谋生加家务花费的时间太多，用在“教育”上的时间没有现在那么多。

路线错了，越努力，就越不幸。

我爷爷奶奶那代家长，还得自己拿个木桶去提水，衣服什么的当然都是手洗。我爸妈那代家长，还得去买蜂窝煤，烧个小炉子慢慢煮饭，衣服破了也得自己缝缝补补。

就很费时。

然后小孩就有了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虽然隔段时间可能会遇到家长简单粗暴的集中打击，但毕竟还是有很多自我恢复和成长的余地。

现在有些家长，教育路线错了，还特别有时间，特别舍得在孩子身上花时间精力。叠加起来，极其可怕。

简直想劝这些家长放下孩子，去玩手机吧。

WSJ发了一篇情节百转千回的报道，大致内容是，过去几年的疫情加大力度的推动了远程办公的兴起，现在越来越多的程序员都习惯了在家办公，不再愿意两点一线的打卡上班，而公司也意识到这种趋势可以节省很多房租及行政成本，乐于接受。

直到这里看起来都是两全其美的发展方向，但是开始有员工意识到不对劲了，因为远程办公越受欢迎，企业也就越意识到既然不必要求员工来办公室，那么是不是甚至也可以不要求⋯⋯他们得身在美国？

于是有一些远程办公的员工发现他们被礼貌的开除了，公司直接把岗位外包给了印度本土的程序员，节省了40%以上的劳动成本，而2020年以来美国流出的服务性岗位——包括软件开发、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等——从3%飙升到了8%。

于是在Reddit上很多程序员都在讨论要不要主动放弃远程办公的舒适收益，还是去朝九晚五的坐班算了，不要再鼓吹远程办公有多么好了⋯⋯

我是你的素材，你是我的情怀

退休前，父亲正式向我摊牌了！

父亲说，他和母亲已经把我养大成人，供我念完大学，毕业四年来，给我买了车，还出了部分首付给我买了房，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位，以后，他们老两口就要为自己而活了。

他们积蓄已经被我花光了，目前没有存款。但退休以后，两个人的公积金总共能取出35万。老家县城还有一套房，奶奶去世以后，房子一直空置着，老家没了老人，人生就没了来处，父亲也不打算回去养老了，退休以后，就把房子卖掉，大概能卖40万左右。

这样，他和母亲手上就有75万现金，退休金合计也有七八千元，这些钱足够他们用来养老了。老两口节俭了一辈子，花钱并不多。

父亲明确表示，这笔钱打算和母亲一起来支配，以后不会再资助我了。他说，我已经28岁了，虽然没结婚，也没对象，但有一份工作，每月能拿到11K，还完房贷也有3000多元，要学会过苦日子，等待苦尽甘来。他们暂时就不会考虑接济我了，人要学会靠自己。

如果以后我结婚了，有了孩子，他们不会介入我的生活，三代人就不应该掺和在一起。父亲明确表示，他和母亲对于我的责任已经结束了，退休以后，会趁身体还硬朗，和母亲一起出游，到处看看，母亲这辈子没出过远门，为家里操劳大半辈子，父亲很内疚。

我沉默了，随后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父亲看了我良久，表情复杂，最后开口说，如果我以后成家了，有了孩子，也得有思想准备，他们不会给我带孩子，但可以考虑每个月资助我三千元，我的生活得靠我自己去安排，不管好或坏，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那时，大家就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家庭了。他和母亲，辛苦一辈子，送走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又把我抚养长大，房子、车子都解决了，以后，就想好好为自己活几年。

紧接着，父亲说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打算。

他说，退休以后，他和母亲会去立个遗嘱，百年以后，他们的房产及其他财产，都由我独自继承，身后事也不用我费心去安排。

父亲说，他和母亲都商量好了，百年以后，他们都不需要墓地，我不必跟风花这个钱，不但价格昂贵，还会占用土地资源。他们活着的时候，好好地过了日子，百年以后，也希望我没有负担，也能好好地过日子。

到时候，需要麻烦我跑回老家一趟，把骨灰盒埋在老宅院子里面的树根底下。父亲说，人生没有了来处，也不要纠结归途，老宅有他少年时代和我爷爷、奶奶最珍贵的回忆，他就选择和母亲在那里长眠，人死如灯灭，让我不必伤心，默默在心里想念就好。

我听着听着，哽咽了，泪水忍不住汹涌而出。

父亲说，他和母亲退休后，十年内会不间断地出游，等70岁以后，就找个老年培训班，一起消磨时光。到时人老了，难免会遇到病痛，如果是感冒咳嗽或一般基础病，就慢慢治疗维护身体，万一遇到大病，救治希望渺茫，甚至要花大钱入住ICU病房，那就没必要了，要求我千万别签字。

他有个老友，刚走不久，在ICU住了大半个月，人尚有一点意识，每天花万把块钱，最后白白遭罪，人还是没留住。为了治病，前前后后花了很多钱，他儿子把房子卖了，还欠一屁股债，下半辈子要慢慢还，人没了，钱也没了，连累后代，没有任何意义。

父亲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然后叮咛我说，囡囡，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你就把管子拔了！别为了给我们延长几天寿命，苟延残喘，就把所有的积蓄都花掉，付出后半辈子的好日子，那样不值得。

父亲说，很多家庭为了给老人治病，变卖家产，还到处借钱，最后也只多活了个把月。人还是没了，可活着的子孙后代，欠了一身债，以后早出晚归，拼命努力，也只是为了还债，过不上一天幸福日子，实在糊涂！

他和母亲都想明白了，这辈子，自己该做的人生任务都已经顺利完成，圆满了。以后，就该想开一点，不要给后辈增添负担。不理智的行为，除了浪费钱，没有更多的意义。

活着的人，能够继续好好地活着，才更重要！

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自己是独生女，如果到了那天，真的失去了父母，那我将成为世界上的又一名孤儿，还能下手拔管吗？

我不知道！该好好赚钱了，才能未雨绸缪！

朋友们，父亲的想法，是否过于离谱呢？

民间禁忌

饭前不训子，睡前不骂妻，师徒不对坐，叔侄不对饮，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父在不留须，母在不庆生，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客在不扫地，屋内不打伞，穿线不打结，早不言梦，午不言杀，夜不言鬼，喜不送伞，寿不送烟。

台海战争和乌克兰战争有很大的不同，台海战争难度要高于乌克兰，乌克兰是地面作战，台海是海军和登陆战，不一样的难度。

“我主要担心的是（对核威胁的）误判，”吴志远说。“习近平可能会认为，在台湾冲突中，美国及其盟友很容易袖手旁观。但这很可能是一个判断错误。”

香港——还记得恒大危机吗？

一年多以前，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背负着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即将倒闭。有人警告，灾难性的违约将波及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萧条。有人说，中国正面临“雷曼时刻”——2008年，这家曾经备受尊敬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倒闭——当有企业出现类似的倒闭情况时，最终会迫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考虑系统性的金融缺陷。

不完全是这样。恒大并没有脱离困境，但在中国政府出手帮助，安排对其大部分债务进行重组后，一场灾难性的内爆得以避免。在本月出现对全球金融秩序的新威胁——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之前，恒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大新闻。

恒大的麻烦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关中国金融末日的预言。它们往往每隔几年就会重新出现。但是重复该预言的华尔街、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把纯粹的市场逻辑应用到中国经济上，这种逻辑是行不通的。

尽管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数十年的经济改革，缓慢而稳步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无限期地挑战经济正统理论，而且其金融体系的债务水平已经高得惊人。但这种悲观情绪通常被夸大了，因为中国政府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引导资源——并且分配痛苦——来避免危机，通常是在事情失控之前，命令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以大局为重，接受损失。

恒大就是最好的例子。作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该公司为扩大业务而积累了巨额债务，它的许多竞争对手也是如此。但当中国政府出于对债务和房价飙升的担忧，于2020年开始对房地产公司实施金融限制时，恒大被切断了进一步融资的渠道，并于2021年12月正式违约。“雷曼时刻”的警告达到了顶峰。

但中国官员已经着手工作，召集恒大高管、债权人和潜在资产买家，开始重组该公司的债务。国内放贷者最终同意给恒大更多偿还贷款的时间。据报道，解决恒大海外债务的协议也即将达成。

2008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也在次贷危机期间介入，协调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重组工作。但是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权利以及救助银行的政治风险，限制了美国监管机构能做的事情；在与银行和投资公司艰苦谈判后，双方才达成协议。而在中国，金融机构必须听从政府的安排。

政府的手无处不在。中国最基本的资产——土地——由国家拥有或控制。中国货币人民币的价值由政府管理，人们普遍认为监管机构会干预中国股市的交易。

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企业大部分都由国家所有，包括所有主要银行，高管通常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控制着企业高层的任命。公司内部的党委进一步确保许多重要的商业决策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即使是健康的、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也可能被勒令进行痛苦的重组，或削减某些业务，政府从2020年开始对电子商务领导者阿里巴巴和其他中国科技巨头的打击行动就表明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党的绝对优先事项；对于可能引发街头示威的财务困境或重大企业倒闭，政府持零容忍态度。政府对商业部门的控制只会越来越强。

对监管机构来说，就连中国高债务水平的构成也有相对乐观的部分。2022年9月，中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总比率接近300%（约52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57%。但中国只有不到5%的债务是外部债务，总计2.5万亿美元，是美国债务水平的十分之一。几乎每一笔人民币借款都是由中国债权人借给中国借款人，这让监管机构对债务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这是西方同行只能梦想的场景。

在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几十年里，中国也曾遭遇过金融危机，但监管机构利用其相当大的权力，多次阻止了灾难的发生。1999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达到了惊人的30%（相比之下，美国的不良贷款比例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个位数），当局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来接管这些不良贷款。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刺激计划以保护其经济。

尽管如此，有关中国金融灾难的警告仍不时就会出现。2014年，当一家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债券违约时，一些人说这可能是中国的“贝尔斯登时刻”，指的是2008年倒闭的另一家美国投资银行。但现在还有人记得那家中国公司的名字吗？（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有人想知道）。

但中国的恒大式修复方案虽然化解了短期危机，却没有引入改革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允许低效的企业倒闭的市场经济，而是奖励不负责任的行为，使过度借贷和浪费资金的现象长期存在，导致反复出现金融困境。

软着陆可能变得更难实现。中国可能面临着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外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系列经济挑战：高额债务、疲软的房地产行业、长期经济放缓、失业率上升、人口老龄化和萎缩，以及同美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恶化。

中国可能面临着与日本同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日本仍在努力摆脱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期经济停滞。该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金融部门的问题造成的，这些都与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类似。

中国监管部门的问题解决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金融末日预言者的错误。但他们最大的考验可能还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