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领域可能是超线性回报的最典型例子。它的增长呈指数级，这种增长不仅是学习的过程，更是在知识边界——人类知识的极限上不断突破。

这种现象导致科学发现的不平等程度远超过最为分化的社会中的财富不平等。可以说，牛顿的发现比他所有同时代人的总和还要伟大。[11]

这个观点虽然看似显而易见，但仍然值得详细说明。超线性回报就意味着不平等存在。回报曲线越陡，成果差异就越大。

实际上，超线性回报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发现此类工作：寻找那些少数顶尖者远超其他人的领域。在大家绩效差不多的领域，往往不会出现超线性回报。

那么，哪些领域存在着少数人远超其他人的情况呢？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包括：体育、政治、艺术、音乐、表演、导演、写作、数学、科学、创业和投资。在体育领域，这种现象是由外部规则决定的；在比赛中，只需比其他人快那么一点点就能夺冠。在政治领域，权力的增长模式和古代皇帝时代相似。在其他一些领域（包括政治），成功往往与名声有关，名声本身也是超线性增长的一种形式。但如果我们排除掉体育、政治和名声的影响，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模式：剩余的这些领域正是那些需要独立思考才能成功的领域 —— 在这些领域中，你的想法不仅要正确，还要有创新。[12]

在科学界，这一点显而易见。你不能只是发表重复他人观点的论文。但在投资领域，情况也相同。只有当大多数其他投资者不看好一家公司时，你对其看好才有意义；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某公司前景光明，那么它的股价已经反映了这一预期，赚钱的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我们还能从这些领域学到什么呢？无论在哪个领域，最初的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超线性回报一开始看似微不足道，按这个速度， 你可能会想，我怎么也达不到目标。 但是，由于奖励曲线在后期急剧上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采取特别的措施是非常值得的。

在创业界，这个原则被称为“做那些不可扩展的事情”。如果你能对你的少数初期客户投入极大的关注，理想情况下，你就能通过口碑引发指数级增长。而且，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任何以指数形式增长的领域，比如学习。刚开始学习新事物时，你可能会感到很茫然。但是，但为了获得一个立足点，做出最初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随着你学得越多，过程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具有超线性回报的领域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教训：不要把工作等同于一份职业。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两者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即把生产力等同于拥有一份工作。即便到了现在，对大多数人而言，“你的工作”仍然意味着他们的职业。但对于作家、艺术家或科学家来说，这指的是他们当前正在研究或创作的事物。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他们从一份职业带到另一份职业的东西，即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固定工作。这份工作可能是为雇主而做，但它是他们作品集的一部分。

踏入一个领域，面对少数顶尖高手遥遥领先的情况，确实令人望而却步。有人是刻意追求这种竞争，但这并非必要之路。只要你天资聪颖，足够追寻你的好奇心，你自然而然会进入这样的领域。你的好奇心不会允许你停留在平淡无奇的问题上，而那些引人入胜的问题往往会孕育出超线性的回报，即便它们最初并不属于任何领域。

超线性回报的世界并非固定不变。实际上，最巨大的回报往往源于不断扩展这个领域。因此，虽然雄心和好奇心都能引领你进入这片领域，但好奇心或许是更为强大的动力。雄心可能驱使你攀登已知的高峰，但如果你始终紧扣一个足够吸引人的问题，它可能就在你脚下逐渐崛起，成为一座巍峨的山峰。

注释

要精确划分努力、绩效和回报是有挑战的，因为在实际情况中，这些概念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界限。某个人眼中的回报，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只是绩效。虽然这些概念的边界有些模糊，但它们并非毫无意义。我尽力精确地描述了这些概念，力求避免误解。

[1] 进化可能是最广泛的绩效超线性增长实例。然而，由于我们并非受益者，而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难深刻体会这一点。

[2] 当然，在工业革命之前，知识对实际生活已有所影响。例如，农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但这种改变是渐进的、广泛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而不是少数几个博学者的突破性发现。

[3] 从数学角度来看，将阶跃函数描述为超线性是不准确的。但是，如果一个阶跃函数从零开始，那么在描述理性行为者的努力回报曲线时，它就像超线性函数一样工作。在阶跃之前，回报低于任何线性增长；在阶跃之后，回报必须高于那一点所需的回报，否则没人会去尝试。

[4] 寻找竞争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因为它激励了一些人。同时，这也指向了一些有前景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其他人也认为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往往很多人都在追求同一个问题，最终却被默默致力于其他问题的人超越。

[5] 不过，这个规则也不是绝对的。当一些事物尽管平庸却广受欢迎时，背后往往有隐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垄断或监管，竞争变得困难；或许是因为消费者的品味问题，或者他们的购买决策流程存在缺陷。因此类原因而存在的平庸之物实在太多。

[6] 二十多岁时，我曾想成为一名艺术家，甚至去学习绘画。主要是因为我热爱艺术，但我选择这条道路也有一个不小的原因：艺术家似乎最不受组织束缚。

[7] 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在获得超线性回报。学习是一个累积过程，人人都在一生中学习。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把这种日常学习推进到让回报曲线急剧上升的地步。

[8] 关于“公平”的倡导者们具体主张什么，并不完全清楚。他们之间似乎还存在分歧。但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可能与一个机构影响力较小、少数杰出者远超其他人的世界相抵触。

这个观念正值全球思潮发生逆转之际出现，看起来似乎是运气不佳，但我认为这并非偶然。我相信它之所以现在出现，一个原因是支持者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日益加剧的表现差异的威胁。

[9] 相关论断：那些强迫孩子投身于自己不感兴趣的高声望行业，如医学的父母，其实是在对孩子的未来造成更大的伤害。

[10] 这一段最初是文章“如何做出伟大工作”的初稿。写完之后我意识到，相较于超线性收益，这个话题更加重要。因此，我暂停了当前的论文创作，专注于将这一段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主题。最终，“如何做出伟大工作”完成后，我基于其重新撰写了这一段，原稿几乎没有保留下来。

[11]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致富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占据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类似于皇帝。而现在，致富可以像科学家那样，通过发现或创造独特而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大多数致富者采用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方式，但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过去半个世纪里这种方式已经显著转向创新发现。

[12] 如果独立思维是驱动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对于那些传统思维的人来说，不喜欢不平等就不足为奇了。但问题不仅仅是他们不愿看到别人拥有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事实上，那些传统思维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拥有创新想法是怎样的体验。所以，他们认为绩效表现的巨大差异是不自然的，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往往认为这是作弊或某种恶意外部因素造成的。

感谢 Trevor Blackwell、Patrick Collison、Tyler Cowen、Jessica Livingston、Harj Taggar 以及 Garry Tan 对本文草稿的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