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本文对于清朝官员的收入情况描述，主要依据曾国藩日记和杜凤治日记，曾国藩大家都熟，曾在中央任职，后因对抗太平天国成为超级牛逼的地方实权人物；而杜凤治是一名普通知县，一直在基层工作，曾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还曾任罗定州知州。
杜凤治1814年生于浙江绍兴，举人出身。曾国藩大他三岁，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进士出身。
举人和进士出身，就决定了俩人的仕途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曾国藩的上限要高许多。
俩人年龄差不多，都是出生于嘉庆年间，共同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位皇帝，杜凤治活得长久些，挺到了光绪年间，曾国藩太操劳，只活到61岁，1872年去世，杜凤治相对没那么辛苦，活到69岁，1883年去世。
杜凤治去世的那一年，墨索里尼、汪精卫才刚出生，这段时间是德国疯狂生长的阶段，直到德国的成长引起了英国的警惕，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曾国藩写了30多年日记，总记130多万字，杜凤治更狠，来广东就职后就一直写日记，为官14年，现存日记手稿40本，近400万字，两份日记都是十分珍贵的原始史料。
但俩人的日记太长太长，而且杜凤治的日记用潦草的行书写就，还各种修改补记，日记里提及到的人也不用本名用字号，给后世做研究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这里特别感谢邱捷、张宏杰等学者辛苦整理，使我们这些平凡的读者可以快速理清清朝官员的经济生活。
下面进入正题，先说杜凤治。
杜凤治52岁在广宁第一次做知县时，正经收入是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600两。
广宁位于现在的肇庆市，至今还是个穷县，2021年GDP仅177亿，常住人口也仅仅40万，清朝时应该更苦更穷，穷县待遇低，平日估计也没什么油水可捞。
后来杜凤治调去南海县做知县时，工资改为年薪45两白银，加养廉银1500两，再加办公费30两，能见光的收入是1575两，已经是广宁的两倍多。
南海就是现在的佛山，我在《万里江山图》广东篇，有详细介绍佛山为什么自古富裕，本文就不重复了。
杜凤治在广宁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65万人民币，在南海的正经收入，约合2023年157万人民币，工资其实不低，那这些钱够不够他平日花销呢？
不够，远远不够。
一是养廉银不稳定，常常遭到克扣，二是杜凤治要按大清官员的潜规则行事，上下打点，费用奇高，三是杜凤治是拖家带口去赴任，养一大家子人，还私人雇了两个很重要的绍兴师爷。
上下打点指的是各官员要经常走动聚餐开PARTY，请戏班子搞气氛，还有各种名目的节日、炭敬、冰敬、婚丧嫁娶、生辰、老乡联谊会、私人俱乐部等等等等，这个习惯地方和中央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北京上班时，也被这些流程搞得神经衰弱。
晚清时官员们变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级官员经常互相走动，常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相互提携各自后辈，所以除了死硬政敌，私下关系不会太差，也不会轻易撕破脸，大家是牢牢绑定的利益联盟。
在明清时，一个人只要中了举人，就相当于成为国家统治集团的一员，大家都不敢惹他，当地县委书记就会对他客客气气的，开始主动跟他搞好关系。
进入统治阶层的分界线是举人，秀才离这条线还差得非常远。
明朝每次乡试举人名额全国仅1100-1200人，整个大明总共录取了11万名举人，清朝每次乡试举人名额全国仅1500人，整个大清大约总共录取了15万名举人，清时有1500多个州县，每年活着的举人大概一万人，摊到每个县平均七人左右，这七个人加上县太爷，就是本县的最高统治阶级。
举人免税、免徭役，只要一中举，就会有大把本地人认亲友，求着将自己的财产、田地、户口放在举人名下，以躲避缴税和服徭役，一个举人每年可以免400亩的田税（不同时期有变化），还能免十几户人家的赋税和徭役。
挂在举人名下的人，每年会主动分一些好处给举人作为回报，甚至有人主动要做举人的仆人，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
服徭役是一件很辛苦很凄惨又十分打击人格的事。
你得自带干粮给政府挖河堤、拉纤、修水库等，这段时间地里家里没人照料，老婆孩子父母都可能受人欺侮，监督徭役的差人也根本不把你当人看，马戛尔尼就记录过清兵抓人来服徭役时的悲惨景象，有当地富人没有功名，也被抓来给洋人拉纤，因为不听话，被当差的当狗一样踢到淤泥里当众抽打，十分侮辱人格。
为了避免这种羞辱，也为了避点税，富人们都会找到当地举人，将财产放在他的名下，个个都得叫他“举人老爷”，好寻一个庇护。
所以举人一般都较富有，乾隆时江西人王锡侯38岁中举，65岁因《字贯》案被斩，这位一生没做过官的举人，为了印书就花掉了400多万人民币，家里还另建有十间大瓦房，以及承担几十口人的生活，这么大开支，就靠王锡侯一个人的收入就搞定了。
举人大多可以做到知县，哪怕不是知县，起步也会是学政（教育局）这种实权部门，像杜凤治这样还可以升到知州，所以各县话事人也不敢招惹当地举人，因为这哥们分分钟跟自己平级，弄不好还可能混到自己上司，能拉拢就不针对，举人有什么事找知县，打个招呼一般就能解决。
像曾国藩这种考上进士进翰林院学习的人，根本不用把知县太放心上，因为进士最低起步就是县委书记，正常是市委书记，他还没进翰林院，当地一个地主遇到麻烦事请他帮忙，他便写了封信给当地知县，人都不用去，知县马上出面把地主的敌人抓去坐牢，一刻不敢怠慢。
曾国藩收到的回报是140两白银，相当于14万人民币。
这种事举人也能办，但付出的代价要远高于进士，要赔笑脸见县里各种实权人物，要卖人情给人家，还要请客吃饭走流程，但曾国藩这种庶吉士，一封信就搞定。
对没正式官职的举人进士都这样，实权官员之间的利益链更是紧紧绑束在一起。
这种特权阶层之间的人情来往十分损耗金钱和时间，曾国藩刚到北京时，时常跟各路官员吃饭聚餐，又参加各种诗文会搞人脉，这一年的社交开支就达到了130两银子，约合13万人民币。
这里要说明一下，做京官的大多很穷，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穷得要死要活，想尽一切办法搞钱，但京官全靠地方官进京拜会孝敬时捞钱，地方实权官员要富裕很多，杜凤治每年的社交开支，估计是曾国藩的十倍二十倍。
前面说杜凤治还养了两个师爷，这也是特别烧钱的私人顾问。
全国每年举人和进士的录取名额太低，为避免资源集中，各省又有规定的名额，特别会读书的江浙地区，有大量优秀知识分子注定一辈子考不上去，这些人就琢磨出另一条出路，专门替做官的做谋士，替他们摆平各种现实问题，尤其是绍兴人干这行的特别多，逐渐形成了一种叫“绍兴师爷”的特殊职业。
绍兴师爷主要帮当官的处理刑名、钱谷、奏折、账户、阅卷、漕粮、河工、教读、谋略、征比等工作，其实就是现代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教育顾问、工程顾问、税务顾问等。
官员们一般是考八股上去的，对处理当地工作其实并不熟悉，真干活特别需要师爷解决实际问题，当时所有官员赴任，第一件事就是找专业的绍兴师爷，其中刑名和钱谷师爷是必须要带的，就是负责法律和财务的两大助手，不带的话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
刑名和钱谷是师爷的基本盘，是各级官员的必需品，奏折、谋略师爷这种，只有高级官员才需要，像两江总督陈辉祖就养了一个著名的邬师爷，专门负责给乾隆写奏折，每次上折子能把乾隆读得心花怒放，陈辉祖就以一万人民币一天的高薪养着这个师爷。（本文白银转换都以2023年物价为准）
绍兴师爷越做越大，形成了一万多人的专业队伍，深刻影响绍兴后面几代人，秋瑾、鲁迅、周恩来、陶成章祖上，其实都是师爷家族。
文化必产生于经济基础，质变必来源于量变积累。
杜凤治自己就是绍兴人，绍兴人不骗绍兴人，规矩他懂，师爷那更加要带上的。
杜凤治刚上任时带去的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年薪水共1100两白银，每月每人伙食10两另算。
也就是师爷平均年薪550两，合每人55万人民币左右，那时地主家普通长工一年的收入约10两银子，大概一万人民币，师爷收入是普通长工的55倍，在清朝是超级高薪职业。
杜凤治在南海任职时，一共聘请了7位师爷负责刑名和钱谷，一年合计6000两开支，合600万人民币，平均每人85万年薪。
另聘请了收粮（征田税）、书启（文秘）、阅文（看考卷）师爷等人，这些人没那么贵，100两银子一年，平均每人10万年薪。
所有的师爷加起来，一年开支就高达一万两白银。
官场送礼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比如同治十一年两广总督瑞麟生日，因是瑞麟赏识杜凤治，是他将杜凤治调去南海当知县，因此杜凤治投桃报李，送去的金银珠宝和绸缎价值3000两白银。
这一年，杜凤治记录自己光送礼就花掉了两万多两白银，其中送两广总督11114两、送广东巡抚3445两、送按察使1355两、送布政使823两。
杜凤治人脉很是吃得开，以致于他这样一个小小县令，同治十二年过六十大寿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礼部尚书李鸿藻都送来贺词，可见其在地方和中央，都很会搞关系。
地方官想要做得稳当，北京城里就得有人替自己说话，杜凤治在朝里主要依靠潘祖荫，他的广东县令就是潘祖荫推荐才得来的。
杜凤治在北京前前后后花了4680两白银，熬到53岁拿到一份实缺，到地方后又上下打点花了3500两白银，才稳住了县令的位置，差不多花了一千万人民币搞定一个知县，但说源头，潘祖荫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所以他给潘祖荫每年的炭敬、冰敬十分丰厚，潘祖荫也会伸手向他借钱，不过这种钱双方都默认不用还。
官场正常开销、家人日常生活费、养私人专业顾问、以及编外人员，使杜凤治每年做官的开销，保持在一万五千至三万两白银，约为今天1500至3000万人民币。
年开支是其正经年薪的20倍，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下去的。
杜凤治只能拼命搞钱。
其每年最大的一笔收入，是来自钱粮征收。
杜凤治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过自己每年从中赚多少钱，但他记录过自己拜访已卸任的东莞县令张庆鑅，其亲口承认，自己从钱粮征收（原文是“银米羡余”）里拿到的总收入是白银五万两。
那这里头搞钱有什么名堂呢？
按杜凤治的记录，晚清收税粮是折成银两上缴，同治初年，广东粮价是100斤折合一两银子，但各州县却自设一套系统，要求100斤按5两银子上交，是市场价的五倍，中间有了四倍的溢价让各级官员分食，是地方官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块收入任何人都不能动，是官员们的集体利益，1866年新任广东巡抚蒋益澧上任后，觉得这税粮价实在太高，想减少百姓负担，改成市场价收，结果被瑞麟给参了一本，蒋益澧被连降两级还调离了广东，只在广东任职了一年多就被赶走。
地方官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钱粮征收，一个是关系到切身利益，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另一个是中央处罚严重，征税完不成10%的，不准升迁，还要罚俸一年，完不成50%的就要革职。
征税时间是上半年的农历二至四月，下半年的八至十一月，每年杜凤治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耗在征税上，十一月底的时候是交KPI的日子，这时候的杜凤治总忙得昏天暗地。
由于百姓穷苦，总是不按时交粮，杜凤治就带着征粮队在各地强征，征粮队有粮书、粮差、册书、委员、师爷、官亲等人，另有轿夫、衙差、壮勇等一百多人，浩浩荡荡扫荡乡里，杜凤治平时对百姓较为仁慈，但下乡催粮关系到他的核心利益，此时就会变得十分凶狠。
根据他自己的日记，有几次他去征粮时收不到粮，反被农村妇人扔屎尿赶跑差人，杜凤治便派兵勇下乡，先将反抗的绑回衙门，如果带头的跑了，就把其母亲或妻子押回来，然后叫人去屋里看看有没有熟睡的小孩或者大件家具什么的，见到就先搬出来，然后放火烧屋立威。
这招通常十分管用，百姓见烧了房子，会老实上交钱粮，以换回母亲妻子，再讨回家具大件，以后也会乖乖交粮税。
杜凤治记录的这些细节，是其它史料看不到的，其日记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除了钱粮征收，杜凤治的其他收入占比分散，来自科举舞弊、不动产契税登记、特权走私、商家孝敬、调解纠纷等。
我们在《宋江的逻辑》里有提到过这些内容，都是宋押司特别熟练的业务。
先说科举舞弊。
虽然清朝对科举舞弊非常严厉，动不动杀个一品大员祭天，以震慑全国，但实际上基层舞弊根本无法断绝。
主持童试、院试的地方官，手里头掌握着命题、阅卷、录取大权，地方官可以通过提前泄题、找人代考、监考放水来搞钱，阅卷时也可以随便查看考生姓名，给特殊考生关照。
杜凤治记录了多位州县官，靠卖名次赚到几千两，他并没有记录自己有没有在科举中赚钱，但当时南海文试第一名标价3000两白银，武试第一名600两白银，其他名次依次递减，是公开的秘密。
学生高中后会在拜见州县官时送贽敬，这里还能收一笔钱，杜凤治记录同治九年广宁武案第一名陈应韶来见自己时，就送了100元。
杜凤治的日记里经常出现“元”这个货币单位，十分怪异，因为古代主要用铜钱，单位是“文”，如果是白银，单位应该是“两”，那这个“元”是从哪冒出来的？哥们提前用上人民币了？
这个元，不是中国的货币，是指洋银，就是西班牙银元。
16-17世纪，西班牙鼎峰时期，从南美洲疯狂挖银矿，铸造成西班牙银元，来中国换丝绸、茶叶、瓷器三大宝贝，大量银元便在中国一直流通。
由于他们家银元质量好，成色、重量一致，比种类复杂的白银更受欢迎，不仅国内用，英国人也收西班牙银元，清政府赔款洋人时也允许用银元，折算方法是一银元等于七钱一分库平银。
1842年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赔了2100万西班牙银元，从这以后花光了银元储备，贸易顺差也变为逆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就只能赔白银了。
杜凤治的记录里大量出现元这个单位，是因为他在世时，白银外流还没那么严重。
商家及士绅每年送给杜凤治的钱也很多。
每个县的矿山、商号、当铺、工厂，以及农村士绅，每年都会源源不断地给杜凤治送礼，在广宁县时，当地24家造纸厂，每年会送他1200-2000两银子。每地当铺开业，都要给杜凤治送50两银子，杜凤治每去一地上任或者离任，以及家里人过生日，逢年过节，当地这些单位都要不断地送礼孝敬。
杜凤治还可以走私私盐赚外快，当时卖私盐是暴利，查到就要杀头，但州县官员的船只可以不接受检查，官员们出行都会捎上私盐贩卖，能小小赚上一笔。
那年头卖私盐，跟现在卖白粉差不多，曾国藩在跟太平天国玩命时，每到一地也会利用特权靠私盐赚钱，以解决部分军费问题。
从契税中赚钱，是地方官另一项重大收入，是仅次于钱粮征收的第二大收入。
一般田地房产买卖过税，满清时要交6.5%的税，民间为了避税，平时都不愿交税割户，但每任州官卸任前，会把税额改为1.5%-4%，利用这个差价狠赚一笔离任。
杜凤治去南海任职的前任叫赓飏，其利用契税差价离任时赚了13320两，杜凤治自己离任南海时，赚了12960两。
按记载，南海县每年税额是4749两，但光绪三十年年实收67910两，宣统元年实收139372两，这中间的巨大差额就是官员们的第二大主要收入，而且明显越到清末，官员们就贪得越厉害。
就这样七七八八地搞钱，到杜凤治67岁因病辞职时，他不仅维护好了自己的官场体系，14年为官还挣到了4.5万两白银，约合4500万人民币。
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认为杜凤治是一名贪官，相反他当官的名声很不错，除了他做官很有技巧，既不得罪上司和同僚，非必要对百姓还算宽厚，最重要的是，他贪得其实并不厉害。
杜凤治说，各省主管学政的官员，靠着在教育系统赚钱，离任时一般攒七八万银子没问题。
我另看到张宏杰的资料数据，说大省学政一届可以搞到三四万两银子，小省一万多两银子，清朝学政三年一届，不能连任，两边数据对不上，不过都是巨款，大家知道个大概就行。
相比别人三年七八千万的贪污，杜凤治14年才搞了4500万，已经十分难得了。
其实杜凤治就是一名贪官，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贪的官活不下去，像李鸿章也是一名大贪官，这个是洗不白的，老百姓主要是看他们贪了还能不能办事，平时对老百姓不要太狠毒就是好官。
说明在清末，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值是非常非常低的。
杜凤治其实也审理过不少冤案，他政敌的儿子因为强奸家里丫鬟，致丫鬟跳井自杀，为了拉拢政敌，他通过摆平原告化解案情；另有当地士绅罗来文强奸侄媳，他拿了好处后，让罗来文赔了原告一大笔钱，将事情从强奸改成非礼结案。
杜凤治的原则是不得罪上司、同僚，以及他们的亲属，但遇到民间其他案件，他都禀公办理。
在处理罗亚水案、谌郭氏通奸案、唐梁两姓命案时，他又相当谨慎而细致，甚至不时流露出对百姓温情的一面，能帮一点是一点。
杜凤治并不复杂，只要不触及他的核心利益，他就禀公处理，但一旦关系核心利益，他就循私勾结。
这样的官员放在现在肯定是贪官，枪毙四五回是够了的，但在清末，比一比其他官员，他对百姓还算仁厚，贪的也有一定底线，就是难得的好官。
就像萤火虫，其实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亮，但如果夜晚够黑，它就显得耀眼。
最后，我们再简单地说一说曾国藩的开销和收入，跟杜凤治做一个对比。
曾国藩原先做京官穷得要命，做侍郎一年收入才660两，年薪约66万，光坐轿子、置办服装、租房子、搞社交几样就把他搞得欲仙欲死，全靠地方官孝敬和借钱维持生活，在北京时欠一屁股债，欠债额约140万人民币。
他的收入转折点是去四川做乡试主考，这是仅次于学政的第二赚钱岗位。
跑一次四川，公款差旅费加上一路疯狂收礼，曾国藩赚了六千两银子，约合600万人民币，另收了大量的藏香、茶叶、火腿、香珠、黄连等等四川特产。
曾国藩靠这笔钱还清了在京城欠下的1400两债务，还给家里寄了600两，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建立湘军后，曾国藩个人年净收入达5400两，12年带兵合法收入6.48万两，约合6500万人民币，又通过劝有钱人捐钱（劝捐，回报学额或官爵）、设收费站收商业税（厘金）、以及卖食盐、屠城抢劫、洗掠天京财富，让湘军赚到了许多许多钱。
富裕的湘军回湖南后大量办书院，民智大开使湖南风气领天下之先，历经三代培养出了毛泽东。
而浙江绍兴的师爷阶层，也在一代代财富积累下，历经几代培养出了秋瑾、鲁迅、周恩来。
两条历史线，最后合二为一。
战胜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成为两江总督，正经收入是155两基本工资加一万八千两养廉银，年薪共约1800万。
当然啦，杜凤治这样的下属们每年送来的礼金，以及手中特权可以赚到的钱，应该是以亿计了。
从曾国藩和杜凤治亲笔记录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清朝官员的幸福生活和利益勾连。
但与之相对比的，是普通百姓猪狗不如的日子。
前面说过，清末时，一个地方家的长工，年收入约10两银子，大概只够买800斤大米，仅够两口人勉强吃饱。
如果一家四口要度过一年，平时就只能吃小米、玉米、红薯、土豆。
曾国藩的日记里，记载着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的北京物价，当时1斤腌肉要100文，每斤鲜肉要70文钱，每斤酱菜也要70文钱，此时1500文约合一两银子，也就是普通长工，一个月的收入，只能买15斤腌肉，或者21斤鲜肉、21斤酱菜。
如果以今天普通人5000元一个月来算的话，约等于腌肉要333元一斤，鲜肉要238元一斤。
这种物价，普通百姓吃得怎么样可想而知。
而且他们还要面对赋税和可怕的服徭役。
吃都顾不上，那教育、住房、服装、交通等生活品质的恶劣程度，更可想而知。
就算蒲松龄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也过得相当惨，他当民办教师时，包吃包住一年总收入才4两银子，只够买四个铜盆。
一直到去富人家做了私人家庭教师，才有了20两年收入，能偶尔吃点肉，也有钱有闲写《聊斋》了。
所以我们看到清末时的民间照片，人民都是黝黑的皮肤、麻木的神情、要么衣裳破破烂烂，要么一件衣服穿上四季包了浆。
因为清朝的百姓，大都都是文盲，而一个壮汉的年收入，也才约等于今天的一万人民币一年。
而在另一边，一个知县的收入高达千万，一个总督的收入以亿计，官官相护，拼命吸食百姓血液，以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
哪怕知县包庇强奸犯，只要他不把百姓欺负得太狠，大家还会叫他一声清官。
为什么清末时，捻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一波波不断涌起，杀也杀不尽，斩也斩不绝。
这都是满清自己造的孽，平民造反再愚昧、再凶残，根源也是在满清本身。
这样黑暗腐朽的王朝，要不是英国为了对抗俄国，帮他们解决了税收问题，扩大了财源，是不可能活到1911年的。
这样反动的王朝，就应该早点死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早死早超生，死得渣都不剩，才对得起他们压迫过的人民，以及他们几百年深深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