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吴念真，讲他的文化启蒙老师，不是什么大学者、大教授，而是村里一个很普通的写信先生。

这个先生会帮全村写信，经常很多妇人都在村口拿着信纸等他。他总是很好地坐下来，很注意形象，穿着干净，毛巾雪白，拿出一支很旧的派克钢笔，然后问人家要写什么。

那些村里的妇人，说话都很粗鲁。有个村妇就说，“跟我那个在台北的死小孩讲，他自己在台北逍遥没关系，全家都快饿死了！他弟弟妹妹学校要注册了，如果钱再不寄回来，全家上吊，我真的死给他看！”

先生听完，斟酌片刻动笔，写完念给人家听：

吾儿，是父母无能，才让你这么年轻就去异乡求生，让你受苦受难，但是最近家里有一点困难，小弟小妹要注册，你如果有钱多少寄一点回来。你在异乡身体保重。

念完，先生问妇人，“这样写对吗？”刚才嘴里还不停说死的妇人，听完很感动，不停说对对对，谢谢，拿着信纸满意而归。这个先生永远就这样，会把村里每个人要写的信，意思说清楚，但措辞很温暖。

有一天，先生把全村所有的小孩都叫去，让他们写信。几天后，先生告诉吴念真“之前写信是考试，发现你最会写。”先生把吴念真叫到一棵树下，坐下说：

有一天我会老，会死掉，就没有人帮邻居写信了，你要接替伯伯帮大家写信。

那时候吴念真才八九岁，成了先生的传人，开始给村里人写信。先生教导他，如果有人公开找你写信，代表内容可以公开。如果是让你去家里，给你几个李子、桃子，意思是要写的就是秘密，内容你不能跟别人讲，这是基本的道德。

后来这位先生去世，吴念真长大，历经世事，感慨说：

那时候不觉得怎么样，长大了知道，我们常说文化，那才是文化。那个先生不但知道如何奉献，如何守道，还知道传承。除了他之外，我所受的教育，包括老师、教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样的道理。

我想吴念真故事里那个写信的先生，我们很多人在生活里都碰到过。

他们其实很普通，也未必有多高的学问、多少的知识，但他们懂得如何将身边的粗鲁教化成温情，为后代的懵懂启蒙睿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文化并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化在生活里一点一滴的贤良，以及一代一代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