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就没有软件基因……做什么软件，IBM不如聚焦硬件。

这么多年了，IBM还是这个鸟样子。IBM的软件就是个笑话。

微软的SharePoint，产品体验就是狗屎。

马英九，真是一个好表演的政客。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Radio Swiss Pop, 这么多年了，还在，还是好听。

呼吁停止AI开发6个月的大佬们，不过是想趁机追赶罢了，并不是真的害怕AI会消灭人类。

GPT-4发布后，美国奥数队总教练、卡耐基梅隆大学数学系教授罗博深表示，它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教育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位数学家认为，这个几乎是用“刷题”的方式喂大的人工智能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的刷题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作为教育者，老师们要想不被被淘汰，必须学会改变教育的方式，培养孩子动脑、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达了以下主要观点：

ChatGPT是一个语言模型，它做的事情就是先收集很多语料和数据，如果你开始和它对话，它就会开始计算，根据数据库里已有的对话，回答什么词或者句子是概率最高的，也就是从人的角度看起来最自然的。

这不是创新，而是刷题，GPT-4就是现在世界上最会刷题的东西。因为它的做法就是和刷题一样，先吸收所有的例子，所有过去的考卷，所有过去的解法，再找出最合适的答案。

刷题就是这样的逻辑。有很多学生，他们准备考试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题型都练足够多次，希望考试的时候每一道题，都是他见过，并且练过很多次的题型，这样就能用最自然的方法把它做好。

在这种模式下，孩子只会像一个机器人，而不像一个有智力的人。靠刷题取得成绩，只需要看过足够多的题型，有很强的记忆力。但他没有获得真的知识，不是在动脑，也不会带来新东西。

在GPT-4出现之前，ChatGPT在数学上的表现并不算好。我过去的想法是，ChatGPT会比较适合艺术、文化那些没有特定标准的学科，但对于STEM这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学科，影响不会特别大。

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GPT-4能做到很多ChatGPT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美国教育界对ChatGPT的争论很多，尤其是关于如何管理ChatGPT。有人很积极拥抱ChatGPT，认为这会改变课堂，给一些没有教育资源的人机会。有的人认为这会导致作弊，应该限制甚至禁止它在学术圈和课堂里的使用。

我的看法是，ChatGPT带来的变化其实是不能避免的，所以也不需要去禁止它。需要的是改变规则，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架构。

未来的孩子，需要的是能够想出新办法的能力，不可以只是做以前别人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像ChatGPT一样，只是说出最普通、最自然的的句子，应该想到那些没有人想到过的句子才对。

改变教育的方式，我觉得是越早越好。现在我有一些教小学和初中生锻炼思维的项目，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想法还没有被定型，还很有探索和学习的欲望。

老师们要想不被被淘汰，就要改变教育的方式，培养孩子动脑、解决问题的能力。过去孩子的大脑装了很多“电话号码”，现在不需要“电话号码”了，我们要利用这些空间。应该少教一些知识点，多花一点时间在思维的培养上。
我真的建议，如果我们要教下一代的孩子，我们必须花够时间教那些孩子如何思维、如何创新。

Reddit上一名3D美工po的帖子，说明了AI给他的工作带来的变化：

“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所有让我热爱这份工作的动力。我在一家只有10人的小游戏公司担任3D美工，但自从上个星期Midjourney v5出来后，我的工作就不一样了。我不再是3D艺术家了。我所做的就是提示，PS和用AI生成好看的图片……

我别无选择，我的老板也别无选择。我现在能够在2-3天内创建、安装和让一个Midjourney吐出的角色动起来。之前，这需要花我们几周的时间。对我的老板来说，这意味着节省大量的时间&金钱。我不想制作这种从互联网上抓取的“艺术”，但它生成的比我做得要好……
我的同事对此完全没有意见，他整天都在做提示、展示它们并得到赞扬。在此之前，无论是形状、纹理还是渲染，我的作品总是比他好一点，因此我曾经也非常确定我不会失去我的工作。然而有了AI后，这个优势没有了。在游戏行业找工作已经很困难了，但我怀疑换一家公司是否会更好……我很抱歉用了你们的作品，艺术家们。”

马云回到国内，并在杭州露面。这本不应该是新闻，马云的事业在国内，根基也在国内，他去世界上转转，然后不回国能去哪里？彭博社等外媒带着他们的想象散布“马云不回国”的消息，结果被打脸了。
马云出国、回国都受到关注，根本原因是围绕民营企业前段时间出现了各种说法。作为一名老媒体人，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厘清。
第一，民营企业家前段时间的信心确实有一些低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的社会需要正视并且反思。下一步各地都应坚决按照中央精神从各方面支持、帮助民营企业，用法律来规范民营企业的各种行为，舆论也应善待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全社会应共同维护有利于民营企业依法健康发展的整体环境。
第二，对于民营企业遭遇的困难要实事求是看待，不应夸大，尤其不应以猜测的方式做定性。国家从未有过打压民营企业，推动所谓“国进民退”的意图，虽然有各种激进传闻，但没有一个做实业的一线著名民营企业家遭遇传闻中的不测。看看官场、金融领域的情况，不能不说，鼓励、包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主基调。
第三，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一批民营企业迅速壮大，有了全国性甚至世界级的影响，资本规模急剧扩大，这些都是中国的新事物，围绕它们需要磨合，不断达成新共识。这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在中国体制下不断形成新的积极和建设性。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踔厉奋发，力求实现更大进步的新起点上，全国上下、国有民营实现新振兴的目标相互共振。经过抗疫的洗礼，经过过去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成熟、稳健了，实际共识更高了。我们的前方还有很多硬仗要打，有很多硬骨头要啃，中国民营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是一流的，是推动我们社会继续前进的重要生力军。相信没有一家民营商业巨头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躺平，也相信不断会有新生力量冒出来，共同组成千帆竞发之势。

今年中国两会前夕，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务员的限制。这是一条没有写进法律文件、但人人耳熟能详的潜规则，所谓「一人犯罪，影响三代」——去年上海封城期间，一个警察就恐吓拒绝隔离的居民：「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那位居民也喊出流传一时的「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作为对连坐威胁的激情反击。

周世虹的建议，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或委员提及，体制对此纹丝不动，公众通常也冷眼旁观，这本来就是橡皮图章会议的默契，但今年却在舆论场招来了大量反对声音。在相关新闻的微博评论区，网民留言大多是：「那些进去的官员最喜欢这个放开」，「老赖的子女享受着老赖提供的优质生活，受害者的子女反而得不到应有的生活待遇」，「那你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还有人质疑周世虹的动机，建议查一下他。

「考公」是「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政治

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对特权的恐惧。许多网民提到贪官，认为如果贪官的子女利用贪官留下的资源，考取公务员，上到高位后再替父母翻案，将危害体制。

有人举歌手曲婉婷的例子，她的母亲曾是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2021年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根据判决书，曲婉婷的母亲违规挪用了哈尔滨原种繁殖场职工的安置款。2021年就有东北下岗工人后代痛斥曲婉婷，大意是曲婉婷在90年代就出国读书，过着优渥生活，而这些钱都是来自被她母亲毁掉的无数家庭。

对曲婉婷的控诉是有力的，但在现实层面，不能考公对落马官员后代并不是太大的损失，更无法对在任的官员产生威慑力。究其用意，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并不指向愤怒的网民念兹在兹的公平问题。

或者这样说，在特权阶层的游戏规则里，考公的门开着还是关着，是一个过于生僻的问题。落马官员哪怕被体制抛弃，游戏规则往往仍对其后代网开一面，默许其（在国内或海外）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而不是穷追猛打。这是一个阶层的团结，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后路。所以很难想象一个曲婉婷这样的后代，会想考公再经历一次父辈的「原始积累」。

在视频网站b站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法律学者罗翔也评论了此事：「很多人往往只注重对特权的抨击，而对反对歧视并不十分重视。」罗翔非常委婉地劝解读者，他说，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还提醒，买鹦鹉、买药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对中国的法治状况有清醒认知的人，必然会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更容易伤害到弱势阶层，而非特权阶层。网民担心政审放松之后，老赖的子女可以考公，受害者的子女却生活困顿。但实情是，根据目前的政审规则，老赖的子女依然可以考公。根据媒体报道，父母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不影响子女考公。

中国司法部曾发过的一篇文章《爸爸有案底，孩子能通过公务员政审吗？》提到，三代以内旁系亲属有民族宗教、国家安全、非法组织方面的刑罚，无法通过政审。如果报考的是警察类的岗位，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会影响政审情况，如果是普通公务员，通常不会受影响。

而相对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被套上「寻衅滋事罪」的例子数不胜数，被长期家暴的妻子自卫反杀了丈夫被判刑也大有人在，「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是一个过于轻巧的诘问。

罗翔苦口婆心想表达的是，连坐制度只会让弱势者更受歧视，而无法有效遏制特权阶层。但b站的许多网民并不买账，被点赞最多（5万多次）的评论说，「我始终认为祸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换言之，罗翔的受众不太关心「如果我是最弱势的那个」怎么办，他们更关心「谁偷走了我的人生」。

2020年，罗翔发了一条微博称「要珍惜德行，而不要成为荣誉的奴隶」，被民粹博主认为是在讽刺同日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而加以攻击，最终罗翔退出微博。彼时b站不少网民为他打抱不平，罗翔也继续在b站更新视频并仍受欢迎，他对于这里的年轻网民是有影响力的。即便如此，在考公成为最佳职业选择，又竞争无比激烈的当下，年轻人对正义的渴求难以抽象为一种价值，只能和对阶级固化的痛恨高度捆绑。

回头细想，舆论场如此热烈且认真地讨论贪官子女能不能考公，多少有些滑稽，也多少说明考公在年轻人心中的分量。上一个相似的具备某种黑色幽默的事件，是娱乐明星易烊千玺考取了编制，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引发了许多人的反弹，他被指责挤占普通人的名额，利用明星的资源走后门。

当时《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评论，说「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作者本意是指出就业环境的恶劣让年轻人只能挤破头进入体制，但却被认为是在嘲讽小镇做题家努力了也没用。彼时「小镇做题家」的血泪自述文字铺天盖地地出现，《中国新闻周刊》被骂到删文。

「小镇做题家」是这个世代年轻人最强的身份认同，「考公」是他们的武器，是一种身份政治。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审制度，让他们凭空多出许多竞争对手，有如要禁掉美国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的枪。

争做清白的中国人

许多人在谈论此事时用了「清白」这个词。一个网民质疑周世虹的提案，「为什么我们清白人家的小孩要为不清白人家的小孩负责？」一位知名的新闻当事人也反对这个建议，她说「犯罪是有基因的」，而她自己曾作为受害者维权，至今仍受到老家政府的监视和骚扰，被当成罪犯对待。

「清白」的自觉，也让很多人反对另一个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四川广播电视台在微博发起一起投票，有2万人赞成取消寻衅滋事罪，5.2万人反对取消。有网民自陈，「我极有可能成为被寻衅滋事的对象，毕竟我又不会寻衅滋事别人，我总要有点什么保护自己吧」，还有人说「如果你不惹事，你赞成的理由是什么」。

对权力的服从让人们想象出这样的社会结构：随时会伤害自己的陌生人，严厉的仲裁者，随时可能成为无辜受害者的自己。当这些人谈论寻衅滋事罪，他们想象的是自己在身体上被这个口袋罪保护了；当他们谈论犯罪者三代不能考公，他们想象的是自己的利益被保护了。在这个想象的社会结构中，总有一个陌生的他者在犯罪，犯罪就是伤害自己的利益，而国家作为仲裁者越重刑主义，就越能保护自己。

而希望废除连坐制和口袋罪，守住「无罪不罚」底线的人，忌惮的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他们很清楚，喜怒无常的仲裁者才是最容易伤害普通人的。在文革时期长大的胡锡进，也罕见地发表了一通没有为体制遮羞的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有考公意愿的年轻人当中，遇到父母和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因而受限的普通人家孩子，肯定要比遇到同一限制的贪腐官员子女要多得多。」

胡锡进提到了改革开放前的「唯出身论」。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当时「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备受歧视，「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则享受包括升学在内的优待。文革10年期间停止高考，「黑五类」无学可上，能上大学的都是工农兵及其后代。写出《出身论》抨击这种血统论的遇罗克，也被处以死刑。

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如此受公众捍卫（甚至超过了政审事实上的严厉程度），正是新时代的「出身论」在还魂。人们找了很多理由为「出身论」辩护：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对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庭教育很影响人等等。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划清一条界限，界限内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污点的。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白的人理应要获得更优越的待遇——有资格成为公务员。

在外部，最近几年跟西方挪用中国文化、韩国偷中国新年、日本和服渗透中国的各种斗争中，中国年轻一代塑造了有别于西方的、排他性的、纯净的「中国人」身份。在内部，出身论逐渐扎根，势必要在「中国人」里再区分出「清白」的中国人和「被污染」的中国人，正如核酸检测也有阳性和阴性。

今天的人奢谈清白，一方面是对普通人守法成本之高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错把体制要求的队伍纯洁性，用来填补道德真空。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都不乏这样备受认可的说法：「找党员做男朋友的好处，政审帮你筛选了家世清白。党员出轨，家暴，不孝敬父母，临危不救都属于触犯纪律。」

究其意思，「清白」侧重的不是品行上的高尚，而是简单可追溯的、没有不良纪录的履历。「清白」的反义词是「复杂」而不是「卑劣」。也就是说，清白要求的是一种资质，这种资质可以让人无须和社会的暗面打交道，也能很好地过日子。一个真正的社会底层是很难清白的——上不了户口的超生子女，没有社保的打零工的母亲，打架进拘留所的留守儿童，在错误的时间感染新冠肺炎而被处以刑罚的人都不是清白的。

近20年来，在中国推动法律进步、追求社会公义的人，追求的是哪怕「少数人」的权利也能被保护。这种公义逻辑要求人们理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违反法律的人有可能同时也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受害者，这是人权的应有之义。

而追求「清白」的人拒绝理解复杂性，相反，「复杂」本身就是不清白的。在周世虹提案的新闻留言区中，有网民发问：「取消政审允许贪官的子女考公，和保留政审导致一些普通人的子女不能考公，哪个危害更大？」「清白」的逻辑是可以伤害无辜的，因为「无辜」与否是一个公正问题，而公正并不是这一逻辑所关注的。「清白」最终一定是一种特权。如果曲婉婷的母亲没有落马，尽管她挪用了几百个家庭的安置款，她至今也仍然是清白的。

没有价值之争，只有宗法社会
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出身论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出身论「进步」，后者还尝试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国人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底色，他们想维护的是一个和权力高度重叠的公务员阶级。

更悲哀的是，由于编制如此之少，而考公的人又如此之多，考公者作为一种身份，直如古代的秀才，在循环往复的科举考试中，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固定在这片土壤上。

反对改变政审规则、要求犯罪者子女不准考公的人，最常用的理由是是反对特权再生产特权，但到了最后，他们维护的是一个特权阶级的稳固。所以罗翔在他的视频中忧心地说：「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结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级和特权的泥沼。」

中国社会这几年越来越保守是无须再论证的常识。但如果说过往对中国社会的此类观察，还常常在讨论进步和保守所代表的两种价值哪种更有认受性，今天的问题则已经完全变了。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被讨论的空间，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并不是社会矛盾的重点，今天的舆论冲突的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血缘被视为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这才是保守。换言之，今天中国社会没有价值观的拉扯，而是价值观的缺失，正在发生的冲突，是宗法社会的一个阶层在尝试驱逐另一个阶层。

2011年药家鑫案发生时，当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出现在媒体上时，法律学者还能和全社会一起讨论「废除死刑」是否必要。社会所能承载的讨论的复杂性，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这是对价值的追求（无论进步还是保守）还支撑着社会的表现。今天的社会已经坍塌殆尽，人们在废墟中拉出几根木头，搭建起来的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宗法社会。在这个三角形中，血缘即权力，权力即正义。

再以一个故事作结。今年年初，四川修改《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意味着单身女性也可以合法生育。在抖音中，一个妈妈说：「正宫娘娘注意了，政策开放了，我儿子只娶嫡出（正室生的）的女孩」，获得好几万点赞。评论也都是「我闺女不仅要嫁嫡出，而且如果家里有庶出（妾室生的，有时也包括私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也不嫁」，「怪不得古代这么注重嫡出庶出」。单身女性可以合法生育，被网民们看作是为「小三」生子开了方便之门。

基于把人口当成资源使用的出发点，为解决出生人口暴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改变生育制度，在法律上取消了生育和结婚的捆绑，正好切中了「进步」叙事，又同时踩中了以血缘为荣的宗法社会的罩门，这大概也是一个新的「复杂中国」了